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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路外交”是馬政府發展對外關係的新思維和新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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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馬英九第一任期六次出訪“邦交國”一覽表 |
中評社╱題：馬英九當局的“活路外交”：回顧與前瞻 作者：胡淑慧（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活路外交”是馬英九當局發展對外關係的新思維和新政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在與“邦交國”關係方面，實施從“拓邦”到“固邦”的策略調整；在與“非邦交國”關係方面，實現了從重形式到重實質的調整；在參與國際組織方面，將參與聯合國調整為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活路外交”的積極功效主要包括有限地擺脫了李、扁時期台灣當局的“外交”困境、創造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環境、減少了國際勢力插手台灣問題的機會、有助於兩岸積累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經驗、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活路外交”是馬英九當局發展對外關係的新思維和新政策，馬英九在“5.20”就職演說中，再次重申將繼續推行“活路外交”政策。那麼，馬英九第一任期的“活路外交”究竟取得了哪些積極的成果？如何評價其四年來“活路外交”績效？未來四年“活路外交”將有何新走向？本文擬就上述問題作一番梳理和探討，以便我們知己知彼，未雨綢繆，更好地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
“活路外交”政策的轉變與實踐
馬英九當局“活路外交”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台灣與“邦交國”關係、台灣與“非邦交國”的實質關係、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
（一）台灣與“邦交國”關係：從“拓邦”到“固邦”的轉變
在處理與“邦交國”關係問題上，馬英九當局積極宣導“休兵”策略，不再與大陸爭奪“邦交國”，而是力爭維持已有的“邦交國”數目。截至2008年5月馬英九上任之際，台灣當局計有“邦交國”23個，分佈在太平洋地區（6個）、中南美洲（12個）、非洲（4個）和歐洲（1個）。為落實“休兵”策略，馬英九首先向大陸作了兩點表態：一是雖然主張“外交休兵”，但並不反對大陸與台灣“邦交國”發展經貿文化關係；二是他並非在借“外交休兵”搞“雙重承認”。①在“休兵”策略的指導下，馬英九大幅簡化出訪形式與縮減出訪費用等，展現出與陳水扁完全不同的出訪風格，並通過增加與“邦交國”領導人的接觸與溝通，強化彼此關係。自2008年5月任職以來馬英九共有六次“固邦之旅”，其中出訪中南美洲四次，南太平洋地區一次，非洲一次。
表1：馬英九第一任期六次出訪“邦交國”一覽表（2008.5-2012.5）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從馬英九的六次“固邦之旅”可以看出，較之於李、扁時期的“拓邦”策略，馬英九的“固邦”策略呈現出如下變化及特點：
第一，策略務實化。馬英九當局“活路外交”的基本策略是以改善兩岸關係作為突破口，尋求打破兩岸在國際社會爭鬥的局面，即兩岸雙方“不在對方的‘邦交國’進行惡性競爭，不浪費資源挖對方的‘邦交國’”。馬英九強調，“活路外交”的本質是務實主義，和過去的“務實外交”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務實主義為原則。②馬英九在出訪過程中在與相關國家領導人會談時多次提及，只要保持同台灣的“邦交”關係，不反對“邦交國”同大陸開展經貿關係，並在相關會晤和接受採訪中多次表示台灣的“外交”成果是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背景下取得的，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的延伸。
第二，過境低調化。從馬英九六次出訪的具體行程來看，四次出訪中南美洲國家都在往返中過境美國，包括洛杉磯、三藩市、西雅圖和夏威夷，出訪南太平洋期間兩次過境關島，此外出訪非洲過境印度孟買，台灣和過境方都對“過境”抱持低調態度。與陳水扁過去一貫的“過境為主、出訪為輔”做法大異其趣的是，馬英九在“過境”時不從事與“過境”不相符的活動，力圖扭轉台灣的“麻煩製造者”形象。其中，馬英九在過境美國時，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多次接機，馬英九也借“過境”機會積極同美國政府官員、參眾議員等進行接觸，就兩岸關係、美國對台軍售、台美貿易關係等通過電話或會晤進行深入、廣泛的交流。儘管雙方在具體議題上的會談取得較為積極的成果，但在形式上相當低調，從不刻意張揚，基本遵循了“單純”、“自然”等低調的“過境就是過境”原則。
第三，外援多元化。為重塑台灣的“外交”形象，爭取在“固邦”上跳出“金錢外交”的窠臼，馬英九上台後，改變過去李、扁時期帶有明顯利誘、收買性質的“金援外交”，代之以貿易、投資及對外援助在內的綜合性手段；主張向“邦交國”提供技術援助，強調“授人以漁”；針對不同“邦交國”，擴大與其農業、漁業、輕工業、科技產業等領域的各項合作，力圖穩住“邦交”關係，壓縮被“邦交國”勒索的空間；同時繼續執行與“邦交國”已有的合作計劃，但強調雙方合作須遵循“目的正當、過程合法、執行有效”的原則。六次出訪中，馬英九僅在2012年4月第六次出訪期間明確表示要給予“邦交國”資金援助，其中，給予中南美洲伯基納法索160萬歐元用於協助伯基納法索解決從馬里邊境湧入的難民的糧食問題，給予岡比亞300萬美金用於解決岡比亞糧荒問題。
馬英九當局通過實施“活路外交”策略，走出了李、扁時期“金援外交”的困境；也在兩岸政治互信與和平發展的基礎上，較為妥善地解決了固守台灣23個“邦交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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