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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直接插手香港政改，引起港人反感。 |
中評社╱題：民族主義與香港政改 作者：劉廼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外國勢力為何頻頻插手香港政改
自從美駐港總領事夏千福於今年七月上任之後，仿效港英末代總督彭定康般頻頻落區表演親民，並多次在《臉書》和公共場合公然就政改問題說三道四，被我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召去訓斥一番，至今仍未見收斂。之後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斯懷爾同時在《南華早報》及《明報》發表署名文章，除了對政改指手劃腳之外，更進一步表示，英國在香港普選問題上“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援”。美英如此協調，高調地介入香港政改問題，突出了這問題中的中美大國博弈的元素，因而也使這問題在香港內部上升到民族主意的層次。這已經不再是“真假普選”這偽命題的無意義辯論，而是中國治下一個特別行政區明刀明槍來真傢伙的管治權爭奪。對捲入這場鬥爭中的各有關人等，特別是政客和評論員，這更即時突顯為“愛國”和“賣國”這大是大非的選擇。甚至對各流派的反對勢力而言，這也突出了“民族”和“民主”孰重的考量，再無中間路線可走。
在這裡，有些政壇老手政治感覺敏銳，於公開的發言上馬上適當調整其位置，但到10月初，建制派和反對派絕大部份人士，都矇然不覺，發表了很不恰當的言論。當中表表者，當屬曾鈺成的“心魔論”和“一念之差論”。
對政客來說，其實沒有道德上的對錯問題，對錯的衡量標準是政治利益，甚至狹義到選票的得失。
這裡有幾個層次，最高和最具決定性的層次是，這一次政改問題的對決，誰會贏？根據過渡後期至今接近三十年的經驗看來，不管北京於一開始時擺出如何強硬的架勢，到最後她必然會作讓步。從回歸前信誓旦旦要“另起爐灶”，結果卻舊班子全體過渡，到2010年聲言沒有妥協的空間，於最後還是跟民主黨秘密達成妥協，都莫不如此。從香港的角度看，不論建制派和反對派，都認為這是中央節節退讓。趁着這慣性作推斷，香港絕大部份市民，直到今天都傾向於認為這次政改，結果中央一定又作讓步。
這便帶到第二個層次。既然中央最後會作讓步，建制派強硬的死忠，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企得太硬，中央一退，便即時無地自容，成了“反民主”的標靶，過“左”。而經驗證明，一旦被反對派標籤為“左”，中央便會認定為“不為各方面所接受”，馬上打入冷宮，於特區永不錄用，屢試不爽。那即是說，死硬支持中央等於政治自殺，港式“精仔”所不為。對反對派來說，既然中央最後會作讓步，不企硬是自誤，於大眾是對民主不堅持，同樣是政治自殺，這裡劉千石是一個典型例子。
到了第三個層次，亦即選舉的層面。民族大義，充其量只會在50歲以上的老年選民中起點作用。所以即便民建聯和工聯會這建制派中最“紅”的政黨，它們的選舉口號，從來都不會以愛國作標榜。尤其是高舉民族主義大旗而最後倒地的，只會被媒體一沉百踩，以後成了票房毒藥，窩囊透頂。（曾鈺成開始時參選失利，後來節節勝利，但他從來沒有突出愛國愛港，而這恰恰是突出他“開明”的結果。）至今反對派政客，他們志在吸反共反華的票，大不了像民主黨某些政客般，堅持自己不是不愛國，只是不愛黨而已。但這條路線於“民主派”分裂為“泛民主派”以來，論述已經不斷被新興的本土主義所擠壓，民主凌駕一切，票源已經不斷被侵蝕，再提民族主義，只會被視為軟弱、老土，只會失票。
我於2010年曾經指出，最近再作重申，民主黨如正面放棄拒共思維，重返民主回歸的陽關大道，不但不會失很多的選票，反而可從民建聯的群眾中搶到很多的新票。但是今天的民主黨中已經再沒有稍具政治遠見的戰略分析，只曉得簡單的隨波逐流，我不相信他們會聽得進我這分析。
從以上的客觀闡述，大家可以看到，表面上，美英介入，明顯的民族主義因素可能對反對派不利，但是實際上效果並不顯注。有趣的是，香港影響力微弱的親中媒體，以及建制派，至今都沒有突出民族主義這元素，大概他們也有類似的結論。民族主義並非什麼可以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它只是一個議題，是需要設定和營造的。香港的建制方顯然缺乏這能力，所以不敢貿然打這張牌。
另一方面，除非中國有進一步的實際行動，不然的話，外交部的抗議等都是無用虛招，美國不會因而收斂。但是美國如此甘冒外交風險，而在香港政改問題之上赤膊上陣，從幕後走到台前，也必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那就是香港的反對勢力既不爭氣，而市民也不大聽他們那支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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