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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二OO八年第十一次（總第一百三十一次）
地點：台灣中評會議室
邱進益：提出《兩岸和平合作協議草案》的心路歷程
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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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合作論壇”緣起于今年7月，我在杭州參加由國台辦海研中心舉辦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論壇”。在這個論壇中，我大膽地提出一份兩岸和平合作的協議草案。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協議，我要先說明自己的心歷路程。
我總覺得兩岸僵持那麼久，現在難得有此機遇，兩岸關係一定要和平發展，兩岸之間絕不能再引起戰爭，禍延子孫，造成中華民族的不幸。因此，不論我在“總統府”還是海基會，總希望能促進兩岸之間的和平、兩岸之間的了解。這也是我一貫的信仰與主張；尤其後冷戰時期，大家都提倡和平，兩岸絕對不可回到過去的衝突。
德國的啟示
二次大戰之後，所謂分裂的國家有南北韓、南北越、東西德、大陸與台灣。這些例子中，南北越于1975年以戰爭的方式統一了，兩德之間于1990年以和平手段達成國家統一目標。
在1974－76年間，我正好有機會在德國工作，在那段時間，我親眼目睹兩德關係，從互相敵對、互不承認，到逐步融冰、化解。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72年12月21日，兩德首長在東柏林簽署《東西德關係基礎條約》。在這基礎條約簽訂後，兩德間簽訂了170多個協議，包括交通、環保、商業、工業，等等，包羅萬象的協議像網狀一樣，讓東西德關係緊密結合起來。這個基礎條約使兩德關係產生重大突破。
直接涉入兩岸關係的規劃
1987年，我出任駐史瓦濟蘭（Swaziland）“大使”，1988年10月奉指回台，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李登輝先生也跟我說得很清楚，他找我來是為了兩件事：第一是務實“外交”，台灣要走出去，到底要用甚麼方法達到務實外交的效果，包括“外交”政策擬訂、“外交”機構重新分配、“外交”人士部署；第二是開放大陸探親後，經國先生沒有交代下一步如何繼續走（1987年11月2日開放探親，1988年1月31日蔣經國病逝，李登輝繼任），李要我繼續研究一套讓兩岸關係繼續走下去的方式。
當時接到命令，我跟他報告說，這非一人之力可行，必需要有一個小組，具體的建議是由當時“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主持人施啟揚、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馬英九、“國家安全局”局長宋心濂、“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董世芳，加上我，共5人組織一個小組腦力激蕩。我們認為，一定要先建立一個架構，因此才有後來的“國家統一委員會”、“陸委會”、海基會這樣的機構；而兩岸人民往來需要有法令依據，因此制定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而兩岸關係應有的遠景是統一，因此擬訂了“國家統一綱領”。後來兩岸之間要談判，我們又創議了“一個中國”含意的解釋來解套，所以1992年11月兩岸才可在香港會談。
早在1992年
就提兩岸應簽訂和平協定的主張
1992年5月10日《中國時報》和“陸委會”舉辦兩岸論壇，我當時就提出三個主張：第一，兩岸之間簽訂和平協定；第二，兩岸互相提攜，台灣方面願意支援大陸開發西北、圖們江及興建長江三峽大壩；第三，台灣仿造美國和平工作團方式，提供大陸大量人力支援，例如英文老師、輔導農民的四健會等等。因為我身為“總統府”發言人，有人就問我，這是我的意思、還是李先生的意見？我回答說，在今天這個場合，我是以學者的身分提出建議，事前絕對沒有和李先生通風報信，我的主張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場。
台灣當時的反應不錯，“立委”黃主文還特別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邀請康寧祥、陳水扁、許信良與我等人參與，幾乎每個人都提出一份自己所擬的兩岸和平協議草稿。
但是大陸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約兩個月之後，楊尚昆主席（對台工作小組組長）在接見泰國華僑領袖的場合，堅決否定兩岸簽訂和平協議的可能性，他說這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絕不可行。他定調之後，兩岸間的學者就說邱某人的意見了無新意、不值一談，從此消聲匿跡。
儘管如此，我擔任海基會秘書長之後，到大陸進行辜汪會談預備性會議之時，大陸方面不斷放消息，希望我可以去談兩岸終止敵對的協議。可惜那時候，我在海基會是做小媳婦，政治性的話題連接都不能接，我不能和大陸談判。後來，輾轉從記者朋友那邊得知，因為陳長文（時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去的時候，拜會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而我又是去談辜汪會談的預備性會議，因此接待層次更高，如果我要談終止兩岸敵對或國際空間議題，大陸擬由副總理錢其琛出面，如果要談經濟議題，可能會由朱鎔基出面；但因為我當時有許多限制，沒有任何可能性談政治性議題。
我仍記憶猶新的是，當時辜汪會談預備會議曾簽了八點協議，到人民大會堂拜會汪老時，汪老先生還拉著我的手說，台灣需要國際空間的聲音他們聽到了，他們也了解，但是所謂的國際空間究竟應該包含哪些方面，希望我們坐下來談。這話很合理，但我有陸委會的命令，祗能回答“您的意見我知道了，我會把您的意見帶回去”。坦白說，那是個很好交換意見的機會，可惜白白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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