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將中國的傳統，特別是儒家文化的獨特性，理解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一種界定性特征，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方面。我對這些學者的論述，既有共鳴，也有疑問。疑問在於，古代的教化、傳統的道理和道德，跟現代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的關係？中國畢竟經過近代以來那麼多巨大的變遷，我們應當如何對待現代中國的歷史？當然，我知道大多數所謂“文化保守主義者”不是簡單地主張複古，而是要讓古代的傳統文明因素跟現代情景融合、或者進行某種調和。但根本的問題並不容易解決，我們如何處理現代中國人的價值多樣性和自我理解的多樣性？
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最大的區別在於，傳統社會基本是同質性的共同體，而現代的共同體是多樣性的。儒家文明怎麼對待這種差異性？如果儒家的教義和學說對現代的多樣性讓步過多，妥協或者是調和過多，可能還是會喪失獨特的道德精髓。但是如果要更嚴格地遵守儒家的倫理，那麼怎麼跟現代生活，特別是現代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來兼容？所以，我的疑慮是，用傳統文明的特殊性來馴服內在於中國理解的各種歧義和緊張或許非常困難。
中國學術是否喪失了自主性？
既然沒有任何一種簡單的論述可以給我們一個可以信服的非常確定的文化認同感，那麼我們就會反覆陷入長期糾葛當中，我們一直會與自己的各種不同的歷史遺產進行對話和調整。這會是一個漫長的文化重建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術上的探索和研究也相當重要。於是，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學術是否喪失了自主性？
現在有不少學者擔憂，我們的學術界西化得太厲害了。我們離開了西方的理論和術語、離開翻譯文體幾乎不能說話，不能思考問題了。所以有些學者在呼籲中國學術要體現中國的學術主體性，因為思維的方式、寫出的文章都是西方式的，學術就沒有主體性，那在文化上也就不可能獲得自主。這樣一種關懷背後的價值，是反對西方中心論，文化上與學術上的反對西方中心論是一致的。我認為大多數學者都會認同這樣一種批評，我自己也覺得都是有意義的。但我的思考方式總是很糾葛的。就是說，我只是部分地同意和理解，我總會提出疑問：你說的中國的學術方式、中國學術的主體性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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