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士林：“義”字歷史悠久，含義豐厚。義，不僅涉及個人的做人標準和與他人的關係，還涉及義和利的關係。義，是關公文化中擁有最高道德含金量的決定元素，它是儒家除了“仁”之外最重要的道德範疇。孔子強調“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指出“義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思是人沒有什麼非要去做，也沒有什麼不能去做，唯一的標準就是一個“義”字。到了孟子，則有“舍生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劉世定：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關公崇拜和“義”進行深入研究，不僅有現實意義，在學術上也頗有潛力。在社會學人類學領域，談到源自中國社會的概念，國內外學術界都知道費孝通教授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的“差序格局”。運用這個概念，費孝通教授刻畫了中國鄉土社會的文化結構特征。如果從“差序格局”的具體社會文化內涵來看，則其基礎是基於血緣的家庭、家族關係。
關公身上所代表的“義”，超越了血緣家族關係，成為調節更廣泛社會關係的規範，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差序格局”的原初內涵所刻畫的內容。對這種規範，學界的研究就不像對“差序格局”那樣多，也少為國際學界所知，這個方面還應有更深入的探討。
關羽何以首先成為常年流動性群體，如軍隊、商人、文士、漕幫等尊崇備至的主要因素——每人都希望合作者、同路者是個義士：“以仁治人，義治我”，懂得“利他”和自律的人
劉世定：政府在推動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其推崇的文化理念、行為規範和道德標準，應該是知識分子認同、老百姓熟知，並能喚起集體清晰記憶的某種具象相銜接的。只有這樣，文化建設才能起到和諧社會、繁榮經濟、強盛國家的作用。而關公文化以及和他相聯繫的“義”就具備這樣的特點。孔子、孟子都有理論著述流傳至今，但關公沒有，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實踐者，他是用行動闡釋“義”。這樣，他的影響力反而超過所有人並流芳百世，到處都是關羽的故事和傳說，形象和廟宇，成了全世界為數不多的沒有做過一天皇帝，卻被後人尊稱為“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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