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換句話說，可能已經有了偉大的作品，但現在其價值還沒有被發現，文學批評和研究相對於作家的創作而言，總是有時間上的滯後性？
王德威：對！所以我不擔心。未被發現，或者已經被埋沒了，都不一定。我今天以教授的身份振振有詞評點中國文學，可我又何嘗是全知全能的呢？受到這個時代、這種理論架構的限制，我可能忽視了很多作家。我不得不去猜測，或許兩百年後，大家突然發現一個“20世紀80年代的偉大作家”，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們必須尊重文學史，要回到文學史的脈絡中去。文學史最讓人覺得有魅力的就是時間上的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的問題，文學史好像永遠是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動不動縱觀天下，所有的來龍去脈都幫你梳理得很清楚。但它實際上的暗潮汹湧，我們又怎能輕易知道呢？
這就是我們在大張旗鼓做文學史的時候，為什麼必須要有自我批判的意識，甚至有自我解構的意圖。正因為如此，哈佛大學新編的文學史就有點這個意圖——全部打散，讓大家感受到這種分層，感受不同的現象同時存在的可能性。當然，傳統的大叙事還是重要的，大叙事和打散分層本來也不是劍拔弩張的事情。但有一點很重要，必須從已經建構起來的文學史的觀點中解脫出來。我們不是只有一種文學史的寫法。
最後，其實就我個人觀點而言，我真的認為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太精彩了，如果你平心靜氣地把五四文學和80年代文學放在一起，五四文學當然有它劃時代的意義，而80年代文學也有精彩紛呈的現象。關鍵看你怎麼看這種文學坐標的轉換。
3.以開闊的姿態尊重華語地區的各種文學
文匯報：張大春在台灣很受歡迎，但大陸最近幾年才熟悉他，駱以軍更是因為《西夏旅館》才被普通讀者重視。您怎麼看不同的華語文學在大陸的反響？
王德威：這個當然必須歸於文學以外的因素，也就是又要回到文學史的問題——你如何定位。一個作家在熟悉的土地上可能會有一定優勢，台灣人熟悉張大春，可能會在張大春和莫言的書之間選前者。但從廣義的大中華的文學交互溝通上看，的確有不足。這個不足有很多層次，有地理上的界限，有意識形態的限制，也有文化人的推介、包裝上的問題。現在台灣的張大春、朱天文等作家被推介到大陸來，大陸讀者會覺得這樣的文風很有趣，所以，大陸讀者看張大春有一種親近又遙遠的感覺。張大春的功底很特別，尤其是寫舊小說舊文人的筆法，他文字的凝練體現了整個台灣的傳統。張大春現象是可喜的，遲來那麼多年，但大陸終於發現他了。但一旦他參與這個體系，那麼必須不斷有新作品出來。新的張大春、新的駱以軍和新的莫言同台較勁，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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