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並非柯布西耶1925年如同狂想一般的巴黎市中心區改建方案“伏瓦生規劃” ，它需要考慮建築立面比例、建築與建築之間的比例—— “街道的建築設計” 。劉太格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用新加坡當地的紅土磚和灰色花崗岩進行獅城的建築規劃。“這其中還要關注到建築的比例在東西方是不一樣的：西方的門多數是很標準的比例5： 8，可是中國的門估計一般是7： 2左右。我們從細小的建築比例上也可以顯現出民族和地方的特色。 ”在專家們看來，保護老建築、進行新建築的規劃，不僅要關注單體建築，更要保護它的街區紋理，即使在有限的投入下也要注重城市的美感，在不影響發展的同時也要保證建築品質，抑制每棟建築“各自為營”的“雜貨店”式審美觀，通過比例和整體控制使城市景觀達到和諧。
低碳與高效的發展並不矛盾，在這其中，消費者的行為至關重要。“一般來講，在歐洲家家戶戶都有車，但是通常人們都是騎自行車出行。歐洲騎自行車的條件比較好，有專用的自行車道，非常安全、快捷。 ”潘家華介紹說。
扭轉觀念的責任並不只限於建築師、規劃師和消費者，關鍵亦取決於政府怎麼抑制短期行為。“最重要的是要關注整個社會的公共需求，如果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建立約束機制和規劃機制的話，城市建設就能發生變化。如果沒有短期行為制約長期發展的因素，那麼我們就能運用制度建立地方政府關於城市規劃的長期管理機制，然後轉向長期居民社會需求的制約機制。 ”李鐵提議。
中國的官員、專家、學者去外國學習經驗多數是到大城市去，所以研究的都是大城市的問題。在歐洲我們經常走訪一些小城市，每一個小城市都有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酒、不同的氣息、不同的烹調術——其實這些中國都有，我們要做的是怎樣將其保留下來。所以面對規劃時，我們首先要運用科學的手段，有審美觀，還要有創造力。
中國至今還在崇尚歐陸風格，認為歐陸風格就是進步，這種觀念十分可惜，要知道全世界都很尊重中國的建築造詣。我們現在很敬仰西方，原因不少，其中一個是他們的城市的確規劃得好。我們的城市工作者把城市規劃好、保留好老建築，最終目的是要提升民族自尊心。
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是50.27%，如果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話，城鎮化率確實已經超過了50%。但實際上我們現在固定人口僅有34.17%——整整差了16個百分點。因為發展的各種成本在上升，所以中國的GDP增長在未來十幾年之內會直接影響到常住人口、流動性人口的增加。我們現在讓大家更多關注這些對外來人口的公民服務問題。一方面是帶動內需，另一方面是促進社會和諧，調整城市政府工作的導向，要更多關注這些流動人口和真正的“平民”生活的改造、小區的改造，使更多城市政府管理內容轉向更廣大居民的公共服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