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是50後，價值觀可能比較傳統，在這個社會環境下，您覺得自己的價值觀受到衝擊了嗎？
蘆葦：我的價值觀是否受到衝擊要看我的作品。大家覺得《霸王別姬》和《圖雅的婚事》本質上有區別嗎（笑）？它們本質上都是關注人的命運。它是用人的命運和你談一種價值觀，一種生活的價值觀。
記者：您編劇的新作《狼圖騰》 也一樣？
蘆葦：《狼圖騰》是講生命和生命環境的關係。 這個主題跟我過去所有電影都一樣。
記者：其實您跟張藝謀、陳凱歌都是一個年代過來的人，為什麼您的價值觀沒有改變，而他們卻變了？
蘆葦：不一樣。我還是普通人。他們不是普通人。他們是老板，是中國的一個特殊階層、一個金錢階層。
記者：如果您的身份變了，是否也會迷失價值觀？
蘆葦：不知道。但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有改變身份的需要。我有的是機會。因為我看到了凱歌他們在當了老板之後某些方面的衰退，這給了我思考。“我要不要做老板？”這個問題跟哈姆雷特的問題是一樣的。（笑）
記者：現在中國也有一些做藝術電影的導演，這類電影有人文訴求，但票房卻很差，您怎麼看？
蘆葦：但說起藝術片票房差，我想有兩個方面吧。一方面，中小電影公司的宣傳策略有問題。另一方面觀眾也有問題。中國觀眾是被好萊塢的大片喂養起來的，他們在接受中國的中小成本、文藝類型電影的時候，在接受方面，有一定的困難。
中國當代文學遠遠高於電影
記者：過去，中國電影中有相當比例是改編自成熟的文學文本，但是現在這個比例卻嚴重下降，文學跟電影似乎漸行漸遠。
蘆葦：從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到現在，中國電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中國電影是自覺不自覺地在扮演一種文化角色，有一種文化價值的追求。有的時候自覺，有的時候不自覺，但是它一直沒有放棄這個目標。但自2000年後，中國電影對文化價值的思考和追問，這個功能基本喪失。全民娛樂。電影界整天在談商業化、談市場化。所以，現在的中國電影跟之前的《黃土地》、《紅高粱》那個時代比，在文化品質上是嚴重萎縮和退化了。現在，中國電影不但無力表現對當下生活的思考，也不能表現歷史追問。《白鹿原》就是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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