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詳孫犁的一生，能看到一條清晰的從青春到晚年的明滅線。他兩篇廣受贊譽的小說，長篇《風雲初記》和中篇《鐵木前傳》，也像一個隱喻。光看名字，便知最起初，他是有所希冀的：通常有初記、前傳便會有再記、後傳，但之後“十年荒於疾病，十年廢於遭逢”（1978年，孫犁在給閻綱的回信中所提），他身心俱疲，兩篇小說都沒了後續。
在孫犁的解釋中，放棄前者，是因為他才情有限，生活經驗不足，缺乏駕馭長篇的經驗。熟悉孫犁作品，和孫有著深厚交往的《中國發展觀察》編審衛建民也曾表示，孫犁擅長“情態”寫作，缺乏“情節”的編制功夫，他用寫史的觀念寫小說，很快就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而後者，則是一本“不祥之書”。《鐵木前傳》寫到第十九節時，孫犁跌了一跤，隨即得了一場病，病中只補寫了簡短的第二十節，就草草結束。“文革”時，被抄家六次中，有三次是借口查抄《鐵木後傳》的，這讓他一家人百口莫辯。後來，孫犁說，寫小說常常是青年時代的事。人在青年時，對生活充滿幻想，會追求沒有實現的事物，但到晚年，艱辛歷盡，常常對自己有雲散雪消、花殘月落之感，就寫不成小說。在晚年，他更好一點哲學，寫寫散文、雜文，所以，《鐵木後傳》他是寫不出來了。在他的前半生，他密集發現了人性美，而後半生，則頻頻看到了人性惡。
邊緣式生存哲學
孫犁一直主張遠離政治，文壇，他曾經說過，“我一生作文，像個散兵”。當荷花澱派被作為一個派別所推崇時，他說愛好相同的人熱鬧熱鬧是可以的，但他認為這個流派在當時看來還沒有形成，將來希望也不會很大。他覺得文學可以從模仿學起，但應該盡快從幼稚狀態擺脫出來，形成自己的風格。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結為團體，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響寫作。散兵作戰，深山野處，反倒容易出成果，而他，也一直踐行著自己的這種邊緣式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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