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列寧、斯大林掌握政權的時代，“享受式”流放已經沒有可能 所有身體健康的囚犯都必須去從事超負荷的重體力勞動。而“逃跑”已經成了古拉格的“神話”，極少有逃犯能夠成功。由於俄羅斯幅員遼闊，即使逃犯逃出了勞改營，也很難逃到俄羅斯中部。對於那些被抓住的逃犯，懲罰極其嚴厲，許多人立即就被槍斃，屍體還被吊起來殺雞給猴看，像斯大林那樣逃跑三次已經沒有任何可能。在本書437頁，安妮.阿普爾鮑姆引用了布恰講述了一個故事：
職業罪犯逃跑的典型方式是同類相食。成雙結對的職業罪犯預先表示願意與第三名囚犯(“食物”)一起逃跑，這名囚犯注定成為另外兩人逃跑途中的食物。布恰還描述過一名職業竊賊和殺人犯所經受的煎熬，他與一個同夥一起帶著勞改營的炊事員他們的“途中補給” 逃走了。
……兩名逃犯依計而行他們殺死並且吃掉了炊事員 但逃亡之路的漫長遠遠超出他們的預料。他們再次開始感到饑餓：
兩個人心裡都清楚，先睡著的那個人將被另外一個人殺死。因此，兩人假裝不累，講著故事熬夜，同時密切觀察對方。多年的友誼使他們既不能直接攻擊對方，也不能承認彼此的猜疑。
最後，一名逃犯睡著了，另一名逃犯割斷了他的喉嚨。布恰說，兩天後，活著的逃犯被抓住時，他的袋子裡還裝著幾塊生肉。
不難看出，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正是因為在沙皇統治下，對於沙俄政府流放制度的缺陷有著深刻了解，因此自己當權之後才堵上了“漏洞”。從此之後，布爾什維克鐵拳統治之下的囚犯，再也不可能享有列寧的“享受式”流放，和斯大林式的悠閑。
與沙俄時代不同的是，蘇維埃恐怖統治使得所有人可能成為被流放的囚犯。從1917年開始，在紅色恐怖下的蘇聯人，畢生積累的財富可以在“國有化”名義下被剝奪，一句玩笑或對領導人的抱怨即可能被告密後逮捕，喝酒之後的醉話可能引來入獄之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為了生存而撿拾了散落穀物的農村婦女，因為偷了一磅土豆或幾個蘋果的饑民都被判刑，這使得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勞改營的囚犯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此外，僅1930年到1933年，超過200萬富農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哈薩克以及蘇聯其他人煙稀少的地區，作為“特殊移民”，禁止他們離開流放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