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安妮.阿普爾鮑姆多次指出，儘管古拉格的囚犯們被迫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但是，整個勞改營系統一直沒有盈利。由於勞改營所處的地方大都氣候惡劣，環境艱苦，蘇聯人大都不願前往。為此，當局不得不開出優厚的條件：工資提高50%，每年兩個月假期，三年以後還有一份相當於三個月工資的獎金和一次三個月的休假……曾在諾裡爾斯克擔任工頭，後來成為一名地方官員的安德烈.切布爾金回憶說，自己當時拿的是主管工資，最初是2100盧布，然後每半年提高10%，大約是普通老百姓的五倍。顯然，這些優厚的待遇，大大抵消了囚犯們創造的剩餘價值。不難想見，在極權統治之下，貪污腐敗，揮霍財產的現象比比皆是。諸如，勞改營負責人組織足球隊、文藝團體等等，莫不是假公之名滿足其私人喜好。而違規利用囚犯做自己家庭的僕人，則是普遍現象。
在政治經濟學中，有人一直持“專制的效率高於民主”之說。然而，《古拉格：一部歷史》呈現的事實，對此進行了無情的否定和推翻。這條花費巨大人力物力挖掘的運河，運河航道太淺，連潛水艇也無法自行通過，必須用駁船裝運。此前，大部分貨物已由鐵路運輸。作者1999年8月去白海運河游覽時獲悉，一天最多只有七艘船經過，經常只有三四艘，這比索爾仁尼琴1966年看到的兩艘(運送木柴)還要多。
顯然，“專制的效率高於民主”所承擔的風險在於，一旦專制者判斷錯誤或出現偏差，就會出現無效率和負效率，只是自我耗竭和勞民傷財。白海運河以及其他徒勞無功的工程在蘇聯時期大量出現，就是最好的證明。
知識分子的背叛
在蘇聯時代，如何看待和書寫古拉格，或許也是知識分子的分水嶺。在《古拉格：一部歷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喪失良知的高爾基，以及揭露古拉格罪惡的索爾仁尼琴。他們代表了蘇聯知識分子的兩極，前者以無恥的行徑換來了獨裁者的賞賜，後者以揭露真相的勇氣贏得了今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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