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書穩定了千餘年，雖然也有一些小的變化，但是總體上講，它是一個穩定的體系。它記載了中國文明最具思辨的六朝文化，張揚了中國文明最輝煌的唐文化，傳承了中國文明最精致的宋文化。
宋南渡後，大面積的北方，迎來了一批沒有文化的、但是需要文化的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心開始下移，文化普及的要求漸盛，漢字又迎來新一輪的簡化。雖然楷書字形不變，但是，缺筆少劃，砍掉部分部件，同音假借更簡單的字便盛行起來。
雖然，這些字不入經傳，不是官方通行的文字，但是農書、醫書、小說、雜劇中很是流行。因為這些書籍使用漢字時，並不去探究它所承載的文化意義，而是將漢字當作比較純粹的記錄工具。如果說漢字一定承載著文化的話，那它所承載的只是俗文化。對於講究正統的人來說，這些字是魚目混珠的俗字。當這些俗字泛濫時，便影響了正統的教育。
明末，張自烈著《正字通》，辨字正俗，影響甚廣。清入關後，經過六十餘年的準備，康熙時，清政府依據《字匯》《正字通》編出《康熙字典》，對漢字進行了比較大規模的整理，但是其述而不作的方法招來不少詬病，因為它更多的是引前人書，沒有起到“典”的作用。
清末民初，國門被打開後，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的落後，又面臨列強的掠奪，唯有發奮自救，才是唯一出路。新文化運動，沒有將中國落後的根源歸結到制度上，而是問罪於傳統文化，叫得最響亮的當屬錢玄同。
他宣稱：“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的目標是像西方一樣，使用拼音文字，而簡化漢字是第一步，雖然是治標不治本的第一步，但是要走下去。他和劉半農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認為俗字就是大眾的字，就應當在新的時代成為“正字”，並著手進行整理。他們的工作，曾得到過民國政府的一度認可，1935年宣布第一批324個俗字轉正，可是時任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認為，這樣做是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比亡國滅種還可怕，不到半年民國政府便宣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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