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去世後，簡化漢字運動，因戰亂而大面積停止，只在延安小面積推廣。
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兩年後成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漢字整理組。整理組選700字交毛澤東親自審批，毛認為這些字簡化不徹底，要求再簡，而且要求漢字數量也要減。可是學者們意見實難統一，每簡一個字，都困難重重。第二年交毛澤東338個可以先行執行的簡化字，再次被退回。此時，簡化漢字已偏離了初衷，成了新時期的政治任務。1956年2月1 日，這項政治任務終於完成。
減數量可以歸並一些異體字，比較恐怖的做法是，將一些不同的字也給簡成了一個字，這就是遺留給現在的簡繁一對多的問題。
漢字簡化的原則起初是使用民間已經流行的俗字，毛澤東則要求將草書楷化，做成新的簡體字。這也真難為了當時的專家學者，因為草書本來就是一種非正式的字形，加之無限度的藝術化，形成了不加注釋幾乎無法交流的“狂”草。它本身就是與楷對立的，如果楷化，必然是不倫不類的東西。
結果正是如此，如“鄧”“勸”“對”“難”“雞”等字，其中的“又”字，本義是“右手”，所以在構字時，只能出現在上、右或下，而不應當單獨出現在左邊，全部漢字中只有一個做部首用的“𠬜”。所以，這樣將“又”放左邊構字違背了漢字自身的規律。“孫”字，本由“子”和“系”構成，表示“子”的下代，結果變成了“子”和“小”，好像“子”“小”便是“孫”，給人帶來亂倫的錯覺。
近些年來，隨著港台與大陸地區交流的不斷深入，複繁的呼聲越來越高，形成了複繁和擁簡對立的兩大派。前幾年，季羨林先生表達了他對簡化字的不滿，緊接著，蘇培成老師便予以反駁。不過，這反駁乏力。季先生認為“後”“後”兩個字不當歸並為一字，容易造成歧義。蘇培成老師則以《大學》“知止而後有定”為例，挖苦了一番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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