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普通老百姓似乎尊毛為神。甚至在高級外交官圈子裡也能感受到對毛的崇拜。會見毛之後，有一位大使夫人問我的妻子，是不是握了毛的手。然後，這位外交官夫人就滿懷敬畏地一把抓住了我妻子那只剛剛與毛握過的手。這種虔誠不免讓我的妻子感到難以理解。
西倫：是毛澤東這位偉人促使您在五六十年代開始關注中國的嗎？
施密特：首先不是他個人的因素。而是這樣一個事實：毛澤東使歷經戰亂從而備受削弱的中國，重新成為一個自信的國家並且扮演起地緣政治的角色。50年代中期，我正在研究當時美國政府的地緣政治思想，中國在其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不過，只是極其附帶地關注一下。在50年代，與關注中國相比，德國人的煩惱另有所在。
西倫：當時，中國在德國的政治生活中，起什麼作用？
施密特：從根本上說，沒什麼作用。1969年，基辛格總理（指曾任德國聯邦總理的基民盟領導人基辛格）在聯邦議院的一次競選辯論中，曾經大叫“中國，中國，中國”來警告大家。不過沒有人確切地知道為什麼。70年代初，當議會辯論中講到台灣問題時，基民盟議員會插嘴喊上那麼一兩聲。
西倫：不過，當時中國和德國一樣也處於分裂狀態，而且是出於類似的原因。
施密特：這無關緊要。我想起50年代末的一次聯邦議院辯論。爭辯中，因為我講到了“福摩薩－耶格爾議員”，那位高高在上的主席，聯邦議院議長歐根•格斯登美爾打斷了我的話。福摩薩是當時德國右派對台灣的稱呼。耶格爾當然不是來自福摩薩，我只是想氣一氣他。因為，美國的反共宣傳聲稱台灣是“自由中國”，耶格爾上了他們的鈎。那時候，聯邦議院裡會給重複的人名加上各人的原籍。卡洛•施密德就叫法蘭克福－施密德，我是漢堡－施密特（施密德和施密特的德文讀音相同，因此也算“重名”——譯注）。所以，我就使用福摩薩－耶格爾的稱呼，氣一氣親台仇共的耶格爾。格斯登美爾接著說：“等一等，議員先生。我認為這樣的稱呼不對，正確的叫法是……”因為不知道耶格爾來自什麼地方，他遲疑了。於是我說：“瞧瞧，議長先生，您也不知道該怎麼說。這是因為《聯邦議院手册》隱瞞了耶格爾同仁的出生地。”全場哄笑起來，因為誰都知道，耶格爾“錯生”在柏林，他卻隱瞞了普魯士出身，冒充是地地道道的上巴伐利亞人。這件事促使耶格爾進行報復，他把我叫作“臭嘴施密特”。所以，對於基督教社會聯盟叫我“臭嘴施密特”，毛間接地負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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