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可否在“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的前提問題上，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簽訂兩岸和平協議與處理兩岸涉外事務先適度分別考慮？因為兩岸關起門來，彼此之間不需要凸顯“國家”身份，島內也只有少數人還認為有通過“修憲”、“制憲”實現“法理台獨”的必要， 那麼兩岸可以將“法理台獨”的範圍先界定在非國際場合中，進一步協商其具體內涵並取得共識，從而為非涉外性質的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創造條件。而在兩岸涉外事務上，身份問題難以避免，兩岸很難在某種行為是否是在製造“法理台獨”或“兩個中國”上取得完全共識，務實的做法可能是：在參與國際NGO組織上，兩岸雙方都淡化政治色彩；在參與國際IGO組織上，兩岸在都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重點協商實力（power）客觀上不對等與權利（right）邏輯上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國際組織規則的剛性程度與兩岸對其可能改變的彈性範圍問題。
此外，兩岸應該繼續“搭積木”。這些年兩岸雙方都同意應該按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步驟來推進兩岸關係，通過“搭積木”的方式，期待由一塊塊“積木”，即一項項交流合作措施，最終能搭成一座兩岸關係“大廈”。這無疑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務實做法。當然，也要注意以往經濟問題上“搭積木”的成功經驗恐怕不能完全複制到解決政治問題上來。因為經濟上兩岸共同利益較大而分歧小，而政治上兩岸的分歧點較多。兩岸依照或許不同的藍圖共同“搭積木”，就必須十分注意積木搭到一定程度，可能因為圖紙的不同而無法繼搭。所以，雙方“搭積木”過程中要多交流，遇到誰也難以讓步的地方，就須先放一放，任何一方強行搭下去，都可能有導致坍塌的危險。事實上，兩岸政治問題得到解決，決定性的因素還在於兩岸廣大民眾心理的變化，此即中國古人雲“大事之成，勢也”。勢，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下，就是人心的改變，而人心的改變，顯然需要時間與耐心。
最後，要使兩岸政治問題的解決朝良性方向發展，雙方還應注意公權力的良性互動。例如在兩岸司法互助上，大陸方面認可台灣法院裁判的效力，但台灣方面卻不予以大陸同等的效力認可， 理由是“大陸的司法制度不健全”。在兩岸“高政治”一時無法達成共識與協議的情況下，現階段兩岸“低政治”（主要是行政、司法）互動占有重要地位，其對兩岸高端政治問題的解決也具有指標意義，相關現象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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