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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碩鳴 |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我覺得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衹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衹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值得反思的問題
值得反思的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但也存在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就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占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我想多講講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我覺得，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淆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非理性制約，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我個人認為這衹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我想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我想大家都同意，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衹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的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的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理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夥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紀碩鳴：香港回歸25年
總體上充滿活力取得成就
2022年7月1日，香港回歸實行“一國兩制”已經25年了。“50年不變”，前所未有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香港實踐走完了半程。這25年來，雖有風浪，但總體上充滿活力，取得成就。而最大的成就，是在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下，香港成就斐然，繁榮穩定。未來，香港能否長久保持繁榮，仍然在於能否充分“兩制”。
衡量“一國兩制”成功的標誌，就在於香港能否持久保持“繁榮穩定”。 但是講“繁榮穩定”還是講“穩定繁榮”，詞字相同，內意則大不一樣，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制度不同——香港資本主義講“繁榮穩定”，內地社會主義就講“穩定繁榮”。
1989年2月2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美國總統布希時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不過，對香港，鄧小平強調的是“繁榮穩定”，1983年10月3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有些人擔心干預。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 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一直以來，香港扮演的就是“商業香港”的角色，“商業的香港”衹有繁榮了才會穩定，其中的內在邏輯就是人心思“賺錢”，沒有繁榮沒錢賺，社會就動蕩，就會不穩定。
特首林鄭月娥講過，“在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有利位置上，香港特區以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自由開放的經濟模式和與內地緊密聯繫的優勢，發展成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並以良好法治、司法獨立和資訊自由吸引了逾九千家海內外企業落戶香港，不少並以香港為它們亞太區的總部。”通過25年的“一國兩制”實踐，可以清晰看到，繁榮是香港的主旋律，以保持繁榮見證了“兩制”實踐的成果。
回歸25年見證繁榮
儘管內地穩定繁榮、發展很快，甚至部分省市超越了香港，但這並沒有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回歸25年時，股市及樓市都有顯著增長，GDP還不斷贏了先進國家，走出的是繁榮下的穩定軌跡。
我們看，1997回歸之年，香港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773.5億美元。在20年後的2017年，香港GDP 達3412億美元，20 年就翻了一番。根據世行2015年數據，香港的經濟增長率達2.4%，僅輸美國，跑贏絕大部分七大工業國成員。以人均GDP 計，2015年香港在全球排名第18，始終超過內地省市。即使經歷2019年動盪、2020年的疫情，2021年香港 GDP總量也達到了逾3678億美元。
股市。以1997年為基礎，港股的日均成交及市值均有顯著增長。截至2017年6月23日，港股主機板的日均成交達752億元，較1997年時的155 億元高出近4倍。市值方面，港股主機板市值達28.3萬億元，較1997年時的3.2萬億元高出8倍。港交所公佈的2021年上半年營運數據，證券市場市值於2021年6月底為52.8萬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37.9萬億港元上升39%。
樓市。按中原城市領先指數，1997年7月指數為100點；20年後上升近6成。根據券商資料，1997年香港約有90萬個私樓單位，樓市規模約4萬億元，2017年的私樓數目已達120萬個，樓市規模升至9.2萬億元。2021年，香港私樓總值升至12萬億港元。
未來成敗的關鍵
經歷了動盪的2019，新冠病毒仍在肆虐，香港百業待興，各行各業、方方面面都等待重建中。作為國際都市，即使回歸25年，香港最大的價值和優勢還是極高的國際化和自由的兩制。但香港面對“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下半場，最大的難題，可能也就是如何繼續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國際化優勢。
“一國兩制”25年實踐後，目前香港更強調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可能再沿用西方那一套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港英時期的那些更會被丟入垃圾桶。那麼，香港在經過2019由亂到治後，會實行怎麼樣的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修正後的生活方式，會是一種怎麼樣的制度？
第六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即將上任，他的政綱明確了四件事，包括：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土地房屋提供方面，全面提速、提效、提量；提升香港競爭力、持續發展。這部分提到了，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提升其優勢，發展香港成為創科中心、帶動經濟轉型；以及建立“關愛社會”，重視青年發展等等四部分。
無論是政府的治理能力、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還是重視青年發展，對特首來說，憑自己能力和資源，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都能做到，相信也能做好。唯獨最有難度的是，提升香港競爭能力這部分。不管怎麼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際都市、國際化是香港作為中國城市最重要的特質、最核心的價值之一。未來雖然難，但香港要提升競爭力，缺國際化難成事。說開了，香港最核心的制度和環境優勢就兩點，一是有“一國兩制”的靈活性，二是國際化的廣闊性。保持了這兩個方面的優勢，香港就有競爭力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發展就有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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