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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瀾昌 |
香港回歸前後，有一種說法很流行，那就是把“一國兩制”簡化為：就是換了一面旗幟，其他什麼都不變。事實絕非如此。
首先，英國人先變了。他們改變了香港的政治體制，在回歸過渡期就埋下了爭奪管治權的伏筆。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正式移交，但是管治權的鬥爭更激烈了。此後25年，一刻沒有停止過。
1982年9月23日，撒切爾夫人首次訪華。這位“鐵娘子”知道維持對港殖民統治無望後，打的第一張牌是“以主權換治權”。主權名義上還給中國，香港換一面旗幟，“米字旗”下來“五星紅旗”上去，但實際上還由英國繼續管治。這，被理所當然拒絕後，英國人開始爭奪九七後實際管治權的佈局，美國人也參加了進來。
當時的港英政府最大的動作，是在過渡期就改變“行政主導的體制”，開始推行“民主政制”，三權分立，重點強化立法會對行政權的監督。這樣做，實質以監督權控制行政權，作為爭奪香港“治權”的一種形式。
回歸25年來，立法會基本處於不能正常運作的狀態。直到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愛國愛港人士完全控制了立法會，原來的“行政主導體制”不變的設想，才有機會正常實現。
不過，在行政體系裡，英國人還寄望於他們一手培植的公務員體系，尤其是“AO治港”。特區政府第一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從回歸第一天就對抗特首董建華，強化港深“邊境禁區”。她後來成為反中亂港的“四人幫”之一，她其實就是英國延續對港治權的代理人。
問題是，目前在特區政府中佔據權力要職的AO（政務主任，Administrative Officer，簡稱AO，俗稱政務官），依然眾多。無疑，國家是希望他們轉化為愛國愛港人士，而不是僅僅“打好這份工”、“無愧於己”之人。但顯然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香港的“自治權”由中央授予，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對“港人治港”還要強調“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可以毫不諱言地說，這是香港基本法制定時沒有寫進去、而經過管治權的激烈鬥爭後認識的。
在回歸二十周年時，香港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就明確說：香港回歸不單衹是換一面旗。那時，第一任政務司長陳方安生還在鼓吹“換旗說”，為港獨思潮解脫，進而為之後的2019年“黑暴”做鋪墊。至今，那場激烈的顏色革命被粉碎了，但是社會基礎還存在，中美博弈未有窮期。管治權的鬥爭還在繼續。
不搞“去殖民化”是不行的
在香港回歸被簡化為“換一面旗”的思維定勢下，天經地義的“去殖民化”變成了禁臠，而“去中國化”則大行其道。不但後來蛻變為“反中亂港四人幫”之一的陳方安生如是，甚至一些建制派也認為，既然“一國兩制”是保留原來的制度不變，也就沒有“去殖民化”的工作。於是，25年過去了，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滿眼看去，九七前是什麼樣，如今也還是什麼樣。
前不久，香港紀律部隊終於拋棄了殖民時期留下的“英式步操”，改為與解放軍一致的“中式步操”；但要香港法律界摘掉“英式假髮”，恐怕也如清人“剪辮子”一般痛苦。事實上，當下英國法律界也在改革，他們很多人也不喜歡這“遺老遺少的道具”。我覺得，這也不用急，可以等，不需要外部壓力，讓他們“自我革命”。自己也覺得難看、沒必要，就不戴了，省得英國佬又抓住做文章。
值得肯定的是，5月23日，現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完成適應化和廢除過時條文的工作刻不容緩了。她說的是，要刪除現行法律中的殖民字眼，例如“女王陛下”及“聯合王國”等。試想，回歸25年才搞法律文件“去殖民化”，Queen`s Road怎可能改呢？
要強調的是，香港“去殖民化”最重要的是教育領域。英國一百多年來在香港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眼下還是根深蒂固、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香港的接班人。
香港“去殖民化”其實還任重道遠，工程艱巨而又細緻。
不能照搬西方的選舉政治
香港回歸以後與內外反對派的博弈，其實質是爭奪管治權的鬥爭，而主戰場則在“選舉制度”。香港的反對派稱之為“建立民主制度”。他們的策略是，憑藉依然長期佔有較多數的社會基礎，去奪取立法會議席，以制衡政府的施政；同時，積極參與特首選舉，將普選解釋為“一人一票”，同樣是企圖利用自己陣營的人數優勢，爭取贏得特首選舉，從而掌握特區的最高權力。
事實上，從基本法撰寫草案開始，博弈就異常激烈。最終，基本法第45條規定，特首經協商或選舉產生，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由於基本法附件一衹寫明2007年之前，特首由選舉委員會選出。從2003年開始，反對派就瞄準2007年特首之位。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26日釋法，除規定2007年選舉規定不變外，還規定若要修改選舉方式，應先由特首報告然後由全國人大審批。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做出“1229決定”，認為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之後立法會亦可普選參考。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831”決定，確定香港可以從2017年開始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但需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香港反對派認為按此法難以“入閘”，而英美使館則勸他們“袋住先”。現在回過頭看，美英老奸巨猾，如果反對派聽話，香港或由此陷入惡鬥不止的選舉政治泥坑中。
西方長期以來標榜的民主制度，其實衹是“選舉政治”，其中很多也不是直接一人一票選舉最高領導人，而是有各種間接選舉。都是表面廣泛民主，實際是各種利益集團操控，互相攻訐。我認為，幸虧831決定被否，否則之後帶來的禍害比2014“占中”危害還要大。
2021年，香港完善選舉制度，事實上是吸取回歸以來激烈鬥爭的教訓，跳出了以西方模式為標杆的思維，不但確保實現“愛國者治港”，而且也避免建制派內部分裂陷入惡性競爭。
其實，民主不是目的，民主衹是達到良政善治的手段。香港的民主（包括選舉制度），也必然走在發展的道路上。目前，大的原則定了下來，具體操作的細節必然也會與時俱進。鞋子合不合適，衹有腳知道。民主制度之鞋如何更適合香港，還要沿著“一國兩制”的道路走走。
不能不管香港的經濟民生事務
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已深入人心。但香港的經濟、民生等範疇的內部事務該不該管，怎麼管，還是有不同認識。我記得首任特首董建華曾透露，回歸首仗抗擊金融大鱷索羅斯，他電請錢其琛從中央派人來港助戰。錢其琛回答，中央一定支持，但是不能派人來，因為“我們對香港認識不深，若我們派人來給香港各種錯誤的意見，大家都會後悔”。主持港澳工作的老前輩務實謹慎的作風，令人敬佩。
那時，中央的金融人才還真的不多。首任中聯辦主任薑恩柱還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可是如今，中央對於香港方方面面的問題都瞭然於胸了。我認為，中央對於香港事務，該管的還是要管。
在政治上，香港處於中美博弈的前沿陣地，單憑香港特區政府之力，如何足以應付世界霸權？就算在土地房屋等純粹香港內部事務上，因為香港的利益集團強大，政府弱勢，香港樓價榮冠全球，中央不管，必然解決不了。
不過，要管也不能瞎管，不能完全照搬倫敦“傳真治港”，要深入研究、解剖麻雀。例如，解決香港“劏房”問題，關鍵是增加供應，增加居屋。也不能讓樓價大跌，重蹈2003年“負資產”困局。
事實上，從回歸之初開通“自由行”，到深港互助，開放股市“滬港通”、“深港通”，創建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央已經在積極為香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香港經濟必會有一個新的大發展的黃金時代。
不能弱化香港與國際社會及與台灣的紐帶作用
1949年，南下大軍打到羅湖橋收住了腳。毛主席、周總理留下了香港這個鏈接國際社會的戰略通道。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實行“一國兩制”，香港更成為了內地與世界各國的橋樑，也成為聯繫海峽對岸的紐帶。
現在，香港人關心“50年不變”的問題，不喜歡“下半場”的提法，多數是擔心原來的社會生活制度內地化了。商人更是擔心營商環境改變了。不過我認為，“戰略通道”不變更為重要。
其實，一般市民和商家的擔心都是不必的。“做得好，為什麼還要變呢”。重要的是，他們擔心的都是“操之在我”的問題。中央說不變，就不會變。
但是，香港要繼續成為國家和世界的橋樑，也需要人家的認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美博弈激化，美國要遏制中國也打“香港牌”，美國現在還在制裁香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部分官員。在這個背景下，香港還要保持對世界的極大吸引力，是要下功夫的。
自然，對美英反對香港國安法的野蠻行徑，大可以嗤之以鼻。但是，我們可以將美英右翼政客與一般商業及其他人士做出區分。隨著疫情緩和，香港的大門必然恢復正常，我們還要針對人家的誤解多做遊說工作。還有，港台的官方辦事機構停頓了，疫情後可以先恢復民間的交往規模，風物長宜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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