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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祥喜 |
羅祥喜：香港二十五年三大變化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舉辦這樣一場論壇，回顧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與教訓，客觀評估香港的現狀與處境，展望未來的發展大勢與前景，很有必要。
1997年香港回歸不僅是中國人期待已久的大事，也是世界矚目的大事。二十五年來，雖然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繁榮，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突出，但也經歷了許多波折，經受了許多考驗，包括1997年和2008年兩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考驗，2014年“占領中環”和2019年修例風波兩次社會事件的衝擊，以及2003年非典疫情和2020年初迄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打擊。二十五年來，香港有很多的變和不變，最有意義的變有三個：
一是對“一國兩制”概念和內涵的認識，有重大的變化和深化。可以說，當初無論是香港人還是內地民眾，對“一國兩制”這個新生事物的瞭解或理解都是不足的、有限的，兩地對“一國兩制”認識的差異是巨大的，這也是過去二十多年一些政治爭議的重要背景。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不少港人逐漸認識到，港人高度自治並不是完全自治；中央對香港也從突顯兩制井水不犯河水，到認為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再到強調要有底線思維及全面管治權，並且也逐漸得到港人的理解和支持。這是對“一國兩制”認識的重大變化。變化的結果是，港人更支持、更理解“一國兩制”，增強了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希望中央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政策不變；而中央也高度肯定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是成功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在北京會見新當選的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時提到，中央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從沒有動搖，更不會改變，反映了中央對維護“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
二是香港的政治安全環境有重大變化和強化。香港除了是國際重要的金融中心之外，也是世界重要的信息情報中心，與國際社會有各種緊密的政治聯繫，外部勢力包括外部敵對或反華勢力在香港的根基非常深厚，活動非常活躍，隨時伺機而動，成為香港政治安全和社會安定的一大隱患，2014年的“占中”、2019年修例風波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重大影響就是最好的例證。一系列的政治動蕩和政治安全事件，迫使中央果斷決策，於2020年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結果，香港的政治安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街頭暴力迅速退潮，對外部敵對勢力造成巨大的打擊和震懾效果，香港社會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實現了由亂到治的變化，現在是香港回歸之後政治上最安全、社會情緒最穩定的時候。
三是香港的政治生態有重大的變化和調整。回歸二十多年來，香港發生的政治對峙、對立事件不斷，造成社會的動蕩與內耗，迫使中央依法制定香港國安法，推動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結果促使香港的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議會的非理性抗爭沒有了，行政立法關係趨向正常，街頭暴力退潮，社會上極端反對勢力再無立足之地，媒體輿論生態也發生重大變化，為香港接下來的良政善治創造了較好的政治生態環境和輿論環境。
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有很多的變化，但以上三個變化最關鍵、最根本。而且，這三個變化都是好的變化，是有助於香港長治久安的變化。當然，這些變化來之不易，是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後才取得的，應該好好珍惜。
香港面臨四大挑戰
香港目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歸納起來，比較重要的，我認為有四個方面：
第一，外部環境的變化是重大挑戰。香港是高度國際化城市，在國際社會進入中國以及中國走向國際的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英美在香港都有重大經濟利益。但近年來，隨著中美戰略博弈加劇和美西方對中國的圍堵的加強，逆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使得香港面臨比過去更加複雜和惡劣的外部環境，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尤其是國際金融中心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
第二，如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仍是香港內部最大的挑戰。由亂及治後，如何由治及興，是香港面臨的重大考驗。如果在愛國者治港上位、政治安全無慮、政治生態發生有利變化、內耗減少的情勢下，還不能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維持和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並在解決香港民生問題上有所突破，要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是困難的。
第三，如何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是香港現階段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挑戰。近年來，香港的人才外流相當嚴重，而在國際人才競爭中不但沒有強而有力的政策舉措，甚至還有一些不合時宜的限制或歧視人才流入的政策。香港新一屆政府必須正視人才流失問題，不但要想辦法留住人才，而且還要吸引更多人才來香港。
第四，香港的管治架構如何根據內外環境和形勢的變化進行必要的改革，也是一項重大挑戰。
未來發展前景樂觀
儘管香港的未來發展，面臨許多挑戰，但也有很多有利的條件和機會，發展前景還是樂觀的，至少可以作以下幾個推測：
第一，香港仍是中國最開放、最自由、最國際化的都市，這是香港人的期待，也是國家的需要，更是國家政策強力促成和維護的。
第二，相信中央和內地未來對香港的支持會更大，出台更多有效的政策措施，在促使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維持香港的國際競爭力，香港依然是中國與國際社會雙向往來的重要橋樑和紐帶。
第三，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教訓，必定為未來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與實踐，提供寶貴的參照。無論是某些示範作用還是經驗教訓的吸取，都是極為重要的。
王平：香港需要重新定位 重點保障金融中心
香港回歸25年，就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安排與實踐而言，無疑是成就巨大的。中央表明“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要長期堅持，即使面對美西方勢力的惡意挑戰，依舊不改初衷，顯示了博大的胸懷與戰略定力。
但是就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角色而言，由於政治和經濟等主要條件已經發生較大的變化，所以香港需要重新定位。衹有定位清晰了，才能圍繞這個定位設置或尋求政策配套，香港也可順應這個定位，謀求更好的發展。
香港面對六個重大變化
首先，國際環境變化了。以往美歐日等推動全球化有利於這些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獲得成本、稅收和環保方面的優惠，進而獲得更大的利潤。
但是，當發達國家在他們自己創造的全球化浪潮中，利潤的獲取逐步失去了優勢，一群以往極力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紛紛強化關稅壁壘，逆全球化又成爲浪潮。
而航運與轉口貿易作爲香港曾經的經濟四大支柱之二，其重要支撐就是全球化；當逆全球化暗流湧動時，香港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負面影響。
其次，經濟支柱變化了。改革開放早期，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中的航運氣勢宏大，曾經多年蟬聯貨櫃吞吐量世界第一；而轉口貿易，受益於内地工業化進程與生產能力的迅速提高，為香港經濟賺取了大量利潤。但是隨著内地經濟迅速發展，這兩個支柱無論從產業規模還是技術水平上，都已不再具備優勢甚至落後了，且成本居高不下。
客觀地說，隨著内地開放水平的全面提高，無論航運還是貿易，香港在中國的整個產業鏈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特殊的政治條件對香港支柱產業的塑造，也隨著特殊政治條件的改變而弱化了。香港對國家整體戰略的影響，有越來越單一化的趨勢，金融服務業目前基本上是一枝獨秀。
第三，中美進入極限相持階段。美國精英層很明顯已經形成共識，即未來唯一可能動搖美國世界第一地位的衹有中國。
我2019年11月參加一個研討會的時候，就以“極限相持”為標題描述中美之間已經展現的狀態。所謂極限相持，簡單而言，就如同兩個長跑選手，在靠近終點且難分勝負的時候，纏鬥是最激烈的：因爲雙方都有機會，所以都會將自己的能量發揮到極限，極盡所能壓制對方。
在這個勝負尚不明朗的“極限相持”的階段，雙方的爭鬥欲望最強，也是最容易出現衝撞等意外的階段。衹有當雙方分出高下、拉開距離，這種“極限相持”的強度才會下降。而西方領導世界幾百年的歷史終結者很可能是中國，參與“極限相持”階段纏鬥的將不僅僅是美國，美西方聯手遏制中國復興的態勢也很明顯。
第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進一步凸顯了。香港在國家經濟中所佔的份額變了，高度有利於航運與轉口貿易的國際環境也變化了，中美之間的競爭強度提高也不可避免地影響香港。而在香港的航運中心和轉口貿易中心弱化、香港的房地產市場與内地沒有太大直接關聯的情況下，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更加凸顯。
第五，香港工業化的條件改變了。以2002年摩托羅拉關閉香港工廠為標誌，香港失去了向高端製造業發展的最後機遇。空心化使香港參與第二次工業革命水平的產業無以為繼。
就目前的人力資源水平與人工成本看，香港再工業化的機會微乎其微，衹能通過融入大灣區來實現改善。
第六，美英打壓香港的心態更加強烈。由於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美英等境外政治勢力對香港已經難以置喙，“攬炒”的心態應該會更加強烈；而對接受中央全面管治的香港而言，如何加強建設以實現“長期繁榮穩定”，就成爲更加迫切的任務。
香港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香港回歸之前的定位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在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前提下實現平穩過渡，一切都是以此為中心。而且，當時的內地對於管理一個在經濟發展水平、國際認同程度遠高於自己的香港，缺乏足夠的信心，也真心希望港人能夠自己治理好回歸之後的香港。
在後過渡期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在回歸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以此為宗旨指導香港的定位與發展，從探索的角度看是合適的。但隨著内地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以及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的變化，香港如果繼續“以不變應萬變”，不能通過對自己的重新定位進行適應性調整，無論對國家、對香港，都是不利的。
我認為，面對上述變化了的六大狀況，國家需要對香港有一個“再定位”或者說“新的精準定位”，而不是長期使用籠統的原則性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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