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兩種對民族主義的態度並不是相斥的。在院士所來自的俄羅斯漢學傳統中，知識的思想性遠大過於工具性。思想性的知識其基礎深而廣，對於知識的根源及其歷史遭遇深有體會。思想性強的知識對於不同的知識傳統能夠有包容的能力，因為知識人不至於看到差異，就產生遭到威脅的錯覺，而對於強權或利誘，也不至於隨波逐流，因為知識人有反求諸己的內在穩定性。
俄羅斯的漢學就有這樣一種傳統，即使在共產黨專擅的時期，也能維持一定的自持與深耕。在思想基礎上對民族與同胞的關懷，是來自於一種不畏懼環境艱難，不屈服於外在強權的民族親和感。但是，如果缺乏思想的深度，民族主義可能就只剩下對內壓迫與對外排斥政治功能。
一個社會上當然不可能有太多知識人能夠深耕反思，建立不畏強權或不受利誘的道統，然而，道統微微不絕如縷，深刻不屈的知識信念本來就不是由大眾來承擔。當民族主義受到工具性的政策思維左右之際，能夠糾偏化解的力量，恐怕不可能是另一種對抗性的民族主義，而試圖粉碎或消解民族主義的願望，更如緣木求魚。
可見，在歷史長河中，一種基於思想文化傳承意識的民族主義，才是能夠對本民族關懷照顧，對異民族欣賞共榮的康莊大道。這樣的民族主義像是文化家庭，有親疏遠近，甚至愈遠者，見面反而有時愈有禮貌。
兩岸關係中的民族主義，當然有俄羅斯漢學傳統中所想像的那種思想性的中華民族主義情感，但也有工具性的民族主義動員。而擁有政治資源或決策地位的人有沒有思想深度，或他們面對的大眾有多少思想深度，只能是知識份子自己的思想深度決定的。故兩岸之間的民族主義的走向，最終是靠知識份子在掌握。
（中評社特約作者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