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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日成在停戰協議上簽字 |
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幷在停戰協定簽字後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 不過，在莫斯科幹預下强加于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五、關于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問題
第五次戰役以後，中國方面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幷決定了“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毛澤東隨後請金日成于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接著又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于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斯大林也來電表示，“我們認爲，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于停戰談判有些戒心，盡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從北京回來以後，心情十分沮喪，認爲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6月23日呼籲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後的幾天時間里，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雖然朝鮮領導人後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爲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爲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綫作爲分界綫的話，那麽中國人認爲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立即答複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意味著對朝鮮的“嚴重的政治打擊”。金日成甚至對樸憲永說:“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願意做這種讓步”。後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綫問題上提出了過分，幷在談判區的進行挑釁，中方表現出强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蘇聯大使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却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爲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盡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
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協議:在簽訂停戰協定後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但在其他議程，特別戰俘問題上還有爭議。這時，朝方主張盡快結束談判，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爲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爲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麽合理性，因爲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金日成還認爲，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爲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幷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拉祖瓦耶夫還反映，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减少或中斷”，幷認爲匆忙地解決問題，“只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農認爲，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准備，那麽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只有堅持鍥而不舍、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幷迫使敵人做出讓步。爲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准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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