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隨後于8月訪蘇，幷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樸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于確定以後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認爲“現在我們有足够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幷且因爲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關于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决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幷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爲，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爲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爲，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爲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准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幷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還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動中國領導人神經的問題，他提醒周恩來說：“對美國必須强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麽中國永遠也收複不了台灣。”關于解决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麽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决。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不過，他們一致贊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幷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面前退縮。
對于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我們同意中國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鮮人民目前處于的嚴重狀况，我們更願意盡快締結停戰協定。”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幷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于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 那麽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爲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這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 但李承晚不想停戰，幷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爲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借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爲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幷取得成功。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麽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盡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著眼于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于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總之，上述中朝領導人之間矛盾和分歧發展及其解決的過程，除了歷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陣營內部國家關系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當國家主權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沖突時，必然是前者服從後者。總體說來，中朝之間的問題，幷不單純是各自利益的對立，而是陣營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與當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鮮提出）之間存在著差异。所以，蘇聯立場的偏向，也幷非僅僅是考慮到照顧中國的意見——盡管相對來說莫斯科處理同毛澤東的關系時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爲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斯大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但這里的問題在于，所謂共同利益或總體利益，一般是依據在陣營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理解確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這種共同利益，或陣營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系也就面臨著終結。中朝關系是如此，中蘇關系也是如此。（來源：冷戰中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