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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濱外國使館區（1875年圖） |
伊藤和井上兩名“日奸”的游說失敗後，四國聯軍發起強攻，長州藩大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約，拆除下關的炮台及賠償三百萬元。
但在這場戰鬥中遭受慘敗的長州藩，與敗在英軍手下的薩摩藩一樣，痛定思痛，轉而親近英國，實行全面改革開放，隨後成為倒幕運動的主力。而被“愛國志士們”追殺的“賣國賊”伊藤和井上，也隨後成為明治維新的風雲人物，推動了日本帝國的擴張，被朝鮮和中國的“愛國志士們”視為最凶惡的敵人，伊藤最後更是被朝鮮愛國者安重根在哈爾濱刺殺身亡。
而更為吊詭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學英國之前，作為堅定的尊王攘夷派，他們甚至還多次策劃了針對外國公使的刺殺計劃，包括縱火焚燒法國使館。
變臉
從不惜暗殺的“義和團”，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賣國賊”，再到明治維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個時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寫照。在這個心路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識分子在時代的劇烈變化面前，順應潮流，放下身段，改變了自身。
日本知識分子的這種“變臉”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身上體現得更為極端。作為一名改革開放的提倡者，吉田卻堅定地站在“攘夷派”一邊，并非為了反對幕府的開國政策，而只是出於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認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將幕府與西方訂立的條約盡行廢除，待到國權統一後再實行開國政策。
日本文化的綜合性和雜交性，令日本知識分子沒有中國士大夫那種優越感，所以在承認差距、改變自身方面，他們相當的痛快和徹底。幾乎在西方文明傳入的同時，他們就認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術工藝方面，而且在國家制度、人民的獨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著巨大的差距。這種認識，推動了日本引入更徹底的君主立憲制，實現更為根本的改革。
而類似的“變臉”功夫卻在中國罕見。即使早在1840年就開始遭受“夷狄”的侵淩，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士大夫）卻直到甲午戰爭失敗前，甚至都沒能形成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魏源“睜眼看世界”的《聖武記》和《海國圖志》，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墻里開花墻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國更受歡迎。吉田松陰曾手抄《海國圖志》，奉為至寶，而其師佐久間象山更是直稱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國，《海國圖志》卻迅速地絕版了。
在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看來，《海國圖志》這種書顯然是多餘的，中國的落後，無非是在“船堅炮利”等物質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實在是太優越了，“政教禮儀超乎萬國之上”。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洋務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器物層面的 “原始四化”（“四個現代化”，唐德剛語），更本質的“政治現代化”卻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國的執政者和知識分子們，并不認為自己也需要“變臉”。
號稱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就這樣開始了悄悄地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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