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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會會議（1890年圖） |
左文右武
甲午戰爭期間，大量西方記者跟隨日軍采訪，他們驚訝地看到貌似強大的清軍居然如此羸弱。雖然拜洋務運動的開放成果，清軍精銳部隊淮軍的武器裝備甚至強過日軍，但依然戰鬥力低下，而且軍紀極其敗壞，幾乎沒有後勤供應，“中國皇帝好象忘了士兵們要吃軍糧、發軍餉”。一些西方報道說因為清軍實在紀律太差，擾民太甚，朝鮮人將日軍當作解放者來歡迎。王安石當年就曾指出:“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西方記者也馬上看出了門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便成為當年西方讀者耳熟能詳的中國成語之一。作為社會精英和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則被有意識地導引到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識分子就似乎沒有這麽好的行情，他們缺少像中國皇帝那樣的大主顧，可以對士人進行“統購統銷”，因而還是不脫 “野蠻”，保持了尚武的舊習，即使在很想學學中國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權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1615年《武家諸法度》）。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曾經給來訪的大清學者們極大的震撼。
“崇文”與“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巨大差異。同樣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所震撼，中國甚至比日本更早地獲得了制造西式槍炮的人才和技術，但卻嚴加控制，擔心被“盜賊”所用，繼續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榮傳統。而在日本，只因為葡萄牙人“帶來了火槍”，人們就“懷著感激的心情虔誠迎接”（英國史學家薩索姆），日本的知識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參與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槍支和火藥的制作方法傳入日本後僅十二三年，日本全國已有萬支步槍。書生研究殺人利器，而且“槍支泛濫”，這在全面禁止民間持有武器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而日本學者卻堅信這直接或間接幫助“民衆知識分子們”提高了“開始覺醒的現實主義、客觀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壓迫下率先覺醒的日本知識分子，將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兵學因此成為顯學。他們面前既沒有金榜提名的胡蘿蔔，後面也沒有莫談國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維新前後大量武士轉變為知識分子——包括前文說提到的伊滕、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識分子群體便具有了濃烈的陽剛氣息。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了不少“儒將”，不僅能打仗、打勝仗，而且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漢詩，寫起中文告示來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裝為仁義之師，忽悠水准絲毫不亞於中國的刀筆吏。
與中國同道的“婦女態”不同，日本知識分子的“尚武”精神，不僅體現在戰場上，也體現在內政上。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知識分子開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黨政治開始建立，言論自由得到基本保障，報刊空前繁榮，他們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鋒更是盛極一時，既有呼籲征服支那的國家主義呐喊，也有重視民生的平民主義的呼喚，著名思想家德富蘇峰就曾說:“沒有‘居住與茅屋之中’的勞動人民的幸福，則‘絢爛之軍備、遼闊之殖民地與強大之帝國’均無任何價值”（《將來之日本》）。
明治維新區別於中國洋務運動的特征，一在於實行了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民衆參與程度更高的君主立憲體制；另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大力推行了義務教育，全民“知識分子化”。國家的有限經費，在資助官員、貴族們出國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礎教育。這其實是一場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階級革命”，通過教育（當然還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階級的隔膜，為中下階級（尤其是中下武士階層）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更高社會地位提供了空間。我們甚至可以說，自西南戰爭後，日本便只有外戰而沒有內戰（或所謂的革命），一靠立憲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對自由，及時釋放了社會的積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個人奮鬥的階梯。而甲午戰爭的巨額賠款，更是大量被用於日本義務教育的普及，而不是興建歌功頌德的“十大建築”之類。
甲午戰爭期間的著名間諜學者荒尾精，曾撰寫《興亞策》，闡述了他的興亞思想。在這篇給日本高層的上書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國，“以其財力，養一百二十萬以上之精兵，配備百艘以上的堅艦而綽綽有餘。若再將日本的尚武精神與中國的尚文風氣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輔而進，則東洋文明必將發揚於宇內，宣示亞洲雄風於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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