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盡管有內爭，但“民主集中制”執行得很好，鬧歸鬧，朝野還是一心對外，甲午戰爭令日本國內各階層空前統一，明治維新、西南戰爭等造成的隔閡，迅速被彌和。而中國方面，清議擾擾，說風凉話的、下拌子的、瞎起哄的，應有盡有，甚至還有乘機誣陷李鴻章父子通敵賣國的，令李鴻章憤怒異常。
甲午戰爭的海戰戰場，則成為雙方新一代“海龜”將領的角鬥場。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的不少軍官，多有留洋的經驗，有的甚至是同學或校友。同樣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樣的歐洲產鐵甲軍艦，同樣的完全用英語進行的戰場指揮，背後較量的就是軍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艦隊之敗，實在非戰之罪也……
硝煙尚未散盡時，伊藤與李鴻章在馬關開始談判。在國家利權爭奪外，雙方也涉及了很廣泛的話題。伊藤建議大清“必須對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留英時期的好友羅豐祿、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鴻章側後。當年的英倫同窗，如今一方貴為國家元首，另一方卻還厠身幕僚。據說李鴻章對此亦深有同感，回國後奏請將羅、伍二人起用，分別出使英、美。但終其一生，二人與昔日同學伊藤在功業上終究難比。這種個人命運的差別，正是兩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戲劇性對照。
當李鴻章用同文同種、一衣帶水的“情感牌”來和伊藤套近乎時，伊藤一邊用“中堂之論，甚愜我心”順勢化解，一邊將一個沉甸甸的話題扔還給李鴻章:“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
李鴻章倒也坦率:“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為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雲，中國地廣人衆，變革諸政，應由漸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慚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甲午戰爭後，中國士大夫果然被震驚了，但所掀起的第一波浪潮，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將責任悉數歸咎到李鴻章“賣國”，拒簽馬關條約、請誅李鴻章的呼聲響徹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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