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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成為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象征。圖為美國報刊“惡搞”李鴻章的廣告 |
文弱之源
早在清初，思想家顔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於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并認為其根子里就是“千餘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朱子語類評語·存學編》）。
文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之一。
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弱，學術界一般認為是始於宋代。當趙匡胤取得天下時，基於五代時期“槍杆子出政權”的亂象，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僅奪了丘八們的權，幹脆連槍杆子都藏了起來。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達到強盛頂峰，真宗皇帝更是禦筆親撰《勸學文》，宣稱“書中自有千鐘粟”、“黃金屋”、乃至“車馬多如簇”，鼓勵“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給天下人放了根很誘人的胡蘿蔔。
其實，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當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進士們“綴行而出”時，很自得地說了句大實話:“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國曆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我們甚至還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畢、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贏政大帝借著新政權的專政威力，幹脆把天下利器盡行收繳，鄰里鄉親不僅在法律上連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幾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親如一家人。史書記載，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鹹陽，鑄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證）。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煉鋼鐵運動，其實已經將中國人的骨頭盡除鈣質，“秦漢而來中人之屈服於專制者二千有餘歲矣” （[清]麥孟華《說奴隸》）。梁啓超更將此概括為“一人為剛萬夫柔”（《中國武士道》），“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中國近十年史》）。
同樣作為牧民之術的科舉，在政治技巧方面，顯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術含量。“萬人爭過獨木橋”，不僅為磨折精英階級的棱角提供了砂輪，也為廉價贖買知識分子提供了硬通貨，用 “給出路”的方式換取了忠誠，并建立了對權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間，用開“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遺民對新朝的敵意，幾頂烏紗帽勝過百萬兵，僅從這點政治手腕看，愛新覺羅家能坐兩百多年的天下，絕對不是偶然的。此後國史上也不乏在大災大難之後，用科舉來消解民間的積怨，把全國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統一到該統一的地方上去。
從始皇帝年代開始，中國知識分子便成為權力菜場里的大葱，所謂“學得文武藝，賣於帝王家”，連躲到終南山上裝隱士這樣富含“小資情調”的方式，也成為自我炒作的捷徑。顔元說得十分透徹:“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全國成了一個放大的禁宮，絕大多數人在精神上被集體去勢，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詣地等著權力的臨幸。到了明代，甚至連開疆拓土、戎馬征戰的軍國大事，也必須在宦官的監督下進行。著名的鄭和下西洋，在令後世中國人自豪的同時，也為鄭和的宦官身份尷尬不已。一個民族僅存的一點陽剛，卻要通過一個太監去實現，這既是三寶太監個人的榮耀，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哀。至於《易經》所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則只被當作對內“去勢”的手術刀，而非對外征伐的利刃。“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從此成為中國之痛，對此，“聖人”朱熹自我寬慰道:“古先聖王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在這樣的精神指引下，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直到甲午戰爭結束，整整五十五年後，才痛感要變法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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