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筆者應邀到華盛頓參加了一個對美國歷年情報分析報告進行評估的學術會議，並由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IC）最新解密的一批原始檔案文件匯編，名為CIA’s Analysis of China From Nationalism to Mao（1948-1976），計70件，約千餘頁，內容大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自1948年至1976年間對中國大陸各發展階段局勢、政策、前景的評估和預測，被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gs）先生評價為是“代表美國政府最具權威性的評估”文件。
縱觀這批最新解密的檔案文件，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可以了解中美關係解凍之前，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經濟、外交動態的密切關注情況，以及1970年代初華盛頓調整對華政策、美中蘇三角關係因素注入後，美國觀察中國問題和中蘇關係問題角度的變化情況。根據與會中國學者的分工，筆者著重讀了有關1960年代中蘇分裂問題的文件。就總體言之，這幾份分別撰寫於60年代初、中和末期的報告，對於這一階段中蘇關係發展趨向的評估和判斷是比較準確的，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狀況；其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角度也是比較全面的，兼顧了中蘇意識形態分歧、對國際共運領導權的爭奪、國家利益衝突，以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合作的變化等幾個層面。但是具體而論，初期的報告，由於作者根據西方同盟國成熟的內部關係協調的經驗，更多地基於一種理性認識考量問題，因此忽略了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非理性思考的傾向，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係內在的結構性弊病——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國家利益的差異性——對同盟關係的破壞作用，從而對中蘇之間凝聚力的估計略微高了一些；末期的報告，在考察中蘇較大規模邊界武裝衝突爆發後的局勢時，似乎對中國通過反蘇宣傳向西方發出的信號不够敏感，更多地注意到蘇聯緩和與西方關係的跡象，而對中國調整對美政策的可能性缺乏必要的預測，故而將中蘇之間發生戰爭的前景估計得嚴峻了一點。下面，筆者分幾個問題對所閱的文件進行初步評估。
一、關於1960年代中蘇分裂趨向的預測
中蘇兩黨1958年中後期在建立長波電台、聯合潛艇艦隊問題和炮擊金門事件上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分歧，而蘇聯對中國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制度採取沉默和冷淡態度，赫魯曉夫還公開表態提出不同看法的行為，更進一步激怒了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畢竟在他看來，這兩項創舉前者顯示了快於蘇聯的建設速度和優於蘇聯的發展道路，後者則向社會主義陣營所有國家提供了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有了這兩條，中共無疑就具備了掌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資格。中蘇之間的芥蒂加深了。
1959年初，在蘇共二十一大上，雖然赫魯曉夫宣稱: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採取許多獨特的形式，不過我們同中國共產黨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蘇聯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但是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科茲洛夫和蘇斯洛夫在同參加大會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會談時卻抱怨說，中國一方面主張“以蘇聯為首”，一方面“向蘇聯臉上吐痰”。4月，康生在華約國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時提出:中國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聲明:關於裁軍的國際協定，以及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正式參加和沒經其代表簽字的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毫無疑問，對於中國將不可能產生任何應有的效力。這其實已是在陣營內部向赫魯曉夫全面徹底裁軍的方針提出了挑戰，示意蘇聯不要在一些問題上代替中國承擔義務。兩個月之後，赫魯曉夫即做出了暫停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決定，實際上單方面廢除了蘇中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中印兩國發生邊界衝突後，蘇聯方面迅速意識到，中國採用的解決邊界爭端的方法很可能會被同樣運用於與其他國家的邊界爭端之中，蘇聯外交部為此於9月8日即向蘇共中央提交了題為“關於蘇中邊界問題”的詳細報告。而9月9日塔斯社發表的持中立態度的聲明，則令中國方面認為作為盟友的蘇聯偏袒印度一方，率先對外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如此種種，中蘇之間的不和諧音愈益強烈，領土和邊界問題開始擺到了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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