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步“高棋”
小平同志對勃列日涅夫“3.24”講話作出迅速回應後，又採取了一連串後續行動。1982年4月16日，他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給勃列日涅夫傳口信。8月10日，又派外交部蘇歐司司長於洪亮秘密前往莫斯科傳遞信息。這兩個舉措意在推動蘇聯最高領導人在改善中蘇關係方面邁出實質性步子。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方在當年秋天，就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開始與蘇方進行副外長級的政治磋商。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小平同志還及時巧妙地把握住一次偶然的機會，又走了兩步“高棋”。
一是派特使參加葬禮。常言道，世事難料。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當時，我第二次到中國駐蘇聯使館工作才不久，任二等秘書，主管對外聯絡工作。11日晨6時剛過，我像往常那樣，打開了蘇聯央視一台，屏幕上出現的畫面簡直把我驚呆了：勃列日涅夫的標準像框著黑邊，訃告已快讀完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就在4天前，即11月7日，在莫斯科紅場舉行十月革命節閱兵和遊行時，勃列日涅夫還好好的，在列寧墓上一站就是兩個半小時，緊接著又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舉行了國慶招待會。當時，使節們排著長隊向他敬酒，他很高興，顯得很精神。據蘇聯人說，那天零下十五六度，他是凍出來的病，76歲的老人心肺受不了，沒幾天也就過去了。
楊守正大使讓我立即向外交部報告。我通過政府高頻電話（即“熱線”）很快就與外交部蘇歐司的同志聯繫上了。對方說已看到了塔斯社播發的有關消息，讓使館密切觀察事態發展，盡快報回有關情況和看法。
使館不少人覺得，可借機派人來參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禮，搞一次“葬禮外交”，以擴大鄧小平——勃列日涅夫“間接對話”的成果。但也有人認為，在中蘇關係仍惡化的情況下，尚難以邁出這樣的一大步。
11日傍晚，使館收到了國內就勃列日涅夫逝世事發來的三項決定：（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唁電；（二）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烏蘭夫到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吊唁；（三）派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使到莫斯科參加吊唁活動。我們很快就獲悉，這些決定都是在小平同志的授意下作出的。這是老人家一個深謀遠慮的“大手筆”。
在北京和莫斯科兩地，蘇方先後得到了這條正式消息。蘇聯人對此的反應是：沒有想到，但並非不可預料。
讀了國內的來電，我和使館的同志們感到很振奮，幾個既令人傷感、又使人欣慰的“第一次”就要出現：我國最高權力機關近20年來第一次就一件非慶典事給蘇方發來電文；我國領導人十七八年來第一次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我國領導人13年來第一次與蘇聯領導人見面。
12日上午，國內通知使館：黃華特使的正式陪同人員有4人——駐蘇聯大使楊守正和外交部蘇歐司的負責人。國內還讓使館派3人協助代表團工作，並指定我擔任代表團聯絡員。
二是特使在機場發表書面“談話”。14日清早4時（莫斯科時間，下同），黃華特使一行離開北京飛往莫斯科。6時許，國內通過明碼電報發來了黃華特使離京前在首都機場發表的書面談話。我們很快就得知，我特使乘坐的飛機起飛後不久，小平同志就指示立即發表個談話，並直接請被海外華人譽為“大陸文膽”的胡喬木擬稿。胡喬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內容，很快就草擬出黃華特使這篇書面談話（以下簡稱“談話”）。
“談話”打印出來後一看，也就一頁4C紙的篇幅。我細細地讀了好幾遍，感到文章雖短，但意味深長。
“談話”稱勃列日涅夫為“蘇聯卓越的國務活動家”，說他的逝世“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講話中表示將致力於改善中蘇關係”，中方對這些講話表示“讚賞”。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與我外交部發言人不久前所說的那三句話相比，前進了一大步。這是小平同志又一個“大手筆”。老人家這是借悼念逝者之機，著眼於蘇聯老百姓，意在做蘇共新領導的工作。
“談話”還有兩個生花妙筆。一個妙筆是，文內有這樣的提法：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後”，中蘇關係“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是有意安下的一個“軟釘子”，暗示正好在這一時期執政的勃列日涅夫，應對兩國關係的“嚴重”“惡化”承擔責任。這句話綿里藏針，巧妙地體現出小平同志關於對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說好話”的指示精神。另一個妙筆是，“談話”末了有這樣一句話：“希望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和蘇聯黨政當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蘇關係得到逐步改善。”這裡邊一個“總書記”，一個“黨政當局”，個中話里有話，暗含著對蘇聯共產黨執政地位的重新公開承認。中共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開始對蘇共進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20年。小平同志這個當年與蘇共領導人面對面論戰的主角，現在把筆鋒一轉，大概是想讓蘇共新領導聽出點弦外之音。
11時，楊守正大使早早就來到了莫斯科機場貴賓室，等候黃華特使的到來。大約過了20分鐘，蘇聯副外長伊利切夫也來了。他一見面就高興地對楊大使說：那份文件（指黃華特使離京前的書面談話）已經看到了，寫得“很正面”，對它的評價自然也就“很正面”。伊利切夫還半開玩笑地說：“大使若是允許提意見的話，我就冒昧說兩點。”楊大使頗感興趣地說：“請講。”於是，他從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張紙片（估計是塔斯社發的消息稿），指著一個地方說：“文件”中“祝願蘇聯的建設事業日益發展”這一處，“建設”一詞顯得禿了一點，前面如果加上“社會主義的”這樣一個形容詞，那就更好啦！又說，“文件”中只有一個地方用了個“黨”（指蘇共）字，在別處如能再用一兩次，那就錦上添花了！這個老外交把兩點意見說完後，眯著眼望著楊大使，似乎覺得自己“點中”了“要害”。看他這副得意的樣子，我不由得會心一笑：這塊“老薑”好“辣”！
12時10分，黃華特使一來到機場貴賓室，楊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請到一邊，匯報了在北京發表“書面談話”一事。黃華聽到後先是一愣，說：“哦，原來還有這麼回事，我上午離開北京之前發表了個‘書面談話’！”看了一下交給他的“談話”稿後，他又立即說：“小平同志的決策真英明！喬木同志的文章寫得真好！”我陪著楊大使站在黃華特使的身旁，明顯可以感覺得出來，黃華特使對小平同志這一“神來之筆”感到非常振奮。
伊利切夫站在四五米開外的地方，一直眯著眼望著中國特使和大使，似乎努力在猜，這兩位中國高級外交官站在那裡究竟在嘀咕些什麼。這個副外長是位哲學家，在赫魯曉夫時期曾任過蘇共中央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工作。他當年在蘇聯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務，也與我方談過邊界和國家關係，而且一談就是10年。儘管如此，他對中國“政治文化”那些細微之處也未必那麼精通。此時，這位蘇聯副外長雖“吃透”了中國特使那篇談話的深意，但恐怕很難料到，“談話”的來歷卻如此之奇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