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毛澤東準備尋求莫斯科支持之時，斯大林正在派遣新的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到中國來幫助國民黨。在與崔可夫的最後談話當中，斯大林明確講到對中共力量的看法，不同意採取與蔣介石為敵的作法。他說：中共“還顯得太孱弱”，“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可以輕而易舉地聯合日本人來反對共產黨”。因此，把槍口對准國民黨，必然使自己“處於走投無路的境地”。如果因此把蔣介石逼到日本一邊去了，那不論對中國革命還是對蘇聯的安全，都是一種嚴重的“危險”。
季米特洛夫對這時國共之間的嚴重局勢也深感擔憂。在與毛澤東的往來電報中，不止一次地表明了必欲維護國共合作局面的立場。他強調：蔣介石的主要危險，還只是有被親日派牽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還看不出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決心。而親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設法挑起國共戰爭，逼蔣降日，共產黨切不可中此詭計。故在政治上應把矛頭對准親日派，軍事上只應作防禦的自衛戰的準備，黨的決定無論如何“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
毛澤東接受莫斯科的意見，開始估計投降危險已被制止
毛澤東並不贊同莫斯科的意見，但沒有莫斯科的支持，先發制人即不能實行，這一點很明顯。況且，他也確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判斷，因此，他不能不設法採取其他辦法來緩和目前的嚴重危機。
11月6日，他讀到周恩來發來的“重要情報”，了解到英美正極力設法控制中國，國民黨內高層亦強調“蔣本人受英美影響大過德日”，力主鼓動英美反對親日派逼蔣投降陰謀，制止“剿共”戰爭。蔣本人也在3日下午將各地請求“剿共”的文電改為“緩發”，說是需要再作考慮。毛澤東當即一改前此方針，致電周稱：“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人英美集團了，雖然我們也不應該提倡（因為他是帝國主義戰爭集團）。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這三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
當天，他還致電南方各地黨的領導人，強調務必“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動員黨與非黨的多數人員四出活動，“不要罵蔣罵國民黨，只罵親日派”，“表示愛護蔣愛護抗戰與團結”，力求緩和局面。
11月7日，中央據此發出指示，要求全黨把“過去對於頑固派鬥爭的火力，現在主要的要轉到親日派與內戰挑撥者身上”來，一方面“嚴防突然事變的襲擊”，一方面全黨動員，挽救時局危機。指示強調：“目前制止投降與內戰，還是可能的，還來得及，還有這種時間。”
距離蔣介石規定的最後時限越來越近，毛澤東內心深處對這樣做的效果如何多少還有些懷疑。他一面肯定新的對策已為蔣留有餘地，一面仍不時地表示擔心，稱國共關係“好轉前途很少”，“恐蔣不爭氣耳”。但新方針既已確定，各種情報也證明“彼方目前尚無投降與全面剿共之決心”，毛澤東也就一再表示相信：“我方反投降反內戰之活動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內戰尚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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