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經隱隱浮現，中國怎麼辦？
六屆六中全會規定的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共和國的目標，顯然已不適宜了。如果說一年之前提出那樣的目標，是因為“在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那麼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國民黨的抗日與否正在成為疑問，就是它的“領導與基幹的地位”，也由於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的迅速壯大而正在發生著變化。
根據中共1939年秋對外公開宣傳中的說法，它的軍事力量僅八路軍一部就已經發展到22萬人。半年之後，據不公開的統計，它的軍隊總數已經達到50萬之眾，相當於國民黨軍隊總數的四分之一還多。而且，這數十萬軍隊主要集中在華北以及華中的部分地區，尤其在華北敵後，國民黨軍隊即使還有少部分存在，事實上也已失去與八路軍抗衡的能力。
從1939年秋天起，毛澤東開始公開抨擊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斷言國民黨及資產階級在一個時期固然可以參加革命，成為革命的動力之一，但“在另一個時期，就要叛變革命，並轉過來壓迫革命”，成為革命的敵人。這其實也就是說，毛澤東已經斷定，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絕不可能“長期合作，共同建國”了，就是抗日戰爭的主要領導責任，也將“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既然如此，今後的中國當然不會是“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的三民主義共和國，而只能是“變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當然，籠統地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不等於否定統一戰線的政策。國共力量的對比畢竟還比較懸殊，再加上還必須面對一個更為強大的民族敵人日本，簡單地提出“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難免會重犯內戰時期“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何況，毛澤東清楚地知道，國民黨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無論在抗日問題上，還是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馮玉祥不同於蔣介石，續範亭也不同於鹿鐘麟。
因此，毛澤東在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標的同時，一直在考慮如何從理論上和實際上使這個“資產階級”能夠有所區別，以便在資產階級這個範疇內的那些並不反共的力量能夠繼續成為統一戰線的對象。最初，毛澤東沿襲以往的說法，提出中國的“資產階級有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買辦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對象”，而民族資產階級則具有兩面性。但按照這種區分的辦法，蔣介石及其領導集團算什麼呢？顯而易見，既不能將其歸人應當聯合的“民族資產階級”，而根據實際情況，又不能將其納入到應當打倒的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買辦階級”之中。
毛澤東自己說，他是在1940年7月以後“才正確認識清楚”如何區分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的。事實也確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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