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既不懂文物知識也不知所盜文物價值幾何的石柏魁，與所謂的“故宮大盜”著實差得太遠。其次，決定判決本身的，應該是犯罪行為本身，而不能因為是在故宮行竊，就必然對犯罪行為加以特殊的重罰。考量案件的社會影響，固然是司法尊重“國法、天理、人情”的體現，但如果以社會影響程度的大小認定犯罪行為情節嚴重與否，無疑有損司法公正。
再退一步講，即便故宮遍地“國寶”，但它以商業方式承辦的展覽，能與其他商業場合有多大差別？事實上，輿論之所以高度關注此案，正是因為對故宮安保失職的不滿。
誠然，管理部門失職和盜竊分子作案是兩碼事，問責路徑也截然不同。但現在，一方面是故宮無人承擔失職之責，一方面是犯罪分子從重領刑，兩相對比折射出了涉事雙方的不同力量對比。就地位、資源、關係等因素而言，石柏魁與故宮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公眾為什麼覺得此案一審被重判，正是感覺故宮試圖以此結果挽回顔面。
公眾對故宮失竊案審判的關注，並非僅關注石柏魁的具體刑期，它實際上凸顯了一種普遍的焦慮。因為根據對以往很多熱點案件的圍觀經驗，司法的尺度在不同的人面前往往有不同的表現。一些落馬官員，雖然涉案金額巨大，但常常被“從輕發落”，而弱勢如石柏魁者在量刑中常常被從重從嚴。執法“看人下菜碟”的行為充分表明，要打破公眾對司法的普遍焦慮，必須從認真對待每一個石柏魁開始。（時間：3月20日 來源：齊魯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