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虐童案”為例，即便沒有“虐童罪”或者“虐童罪”不足以制裁當事人，只要有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或者職業倫理規範，也會給當事人以更為嚴苛的懲罰。比如，教師職業行為規範可以規定，出現這種現象的人，終身不得擔任教師；再比如，實施這些行為的人，其行為會被社會記錄進誠信檔案，當其去應聘其他工作時，就會因為曾經的“不端行為”，而被視為不值得信任的人，從而可能四處碰壁。
當然，這就要求在法律規範之外，必須有一套比較健全的職業道德規範、社會誠信守則等規則體系，來對那些無法或者難以納入法律調整範圍的行為進行約束。如果沒有這樣的制度規則，把一切問題都交給法律，不僅法律會因為承受了不該承受之重，而變得不堪重負，而且法律的威信也會大打折扣——當不屬於法律調整的問題，都強行納入法律調整的範疇，其結果就會讓法律變得形同虛設，甚至在面對其應該調整的問題時，也會變得底氣不足。（時間：11月20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