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鋅：《拆遷條例》的修改，要進一步落實《憲法》、《物權法》對公民合法財產權的保護。比如，拆遷，首先必須經過徵收程序，對土地和房屋的徵收只能是政府行為而非開發商行為，而且，徵收的目的，只能是為了保障公共利益。
對於什麼是“公共利益”，法律應當做出比較明確的界定，明確屬於公共利益的具體事項、判定標準、公共討論和決定的程序機制，引入廣泛的公眾參與，從源頭上保護老百姓的合法財產權。
對“借公共利益之名而進行的商業開發”進行有效的遏制，據我所知，這也是在目前的條例修訂過程中，國務院、相關部門以及社會公眾都特別關注的問題。
即使是為了公共利益而進行徵收，徵收部門也必須對房屋進行公平的、公正的補償，這種補償必須能夠反映出房屋的市場價值，保護房屋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此外，修改還應在拆遷的程序、對暴力拆遷的禁止和相應法律責任的規定等方面，進一步加強對公民合法人身權、財產權的有效保護。
總之，拆遷制度涉及民生，民生問題應該是這一制度特別關注的問題，這也是立法者必須牢牢把握的一個核心主題。
幕後：立法是利益間妥協，好意見未必可行
記者：您參與的立法，專家意見稿與最終實施的法律，差別大嗎？是在專家意見稿的基礎上做加法多，還是做減法多？
王錫鋅：差別很大，更多的是做減法。比如，我曾經參與的《行政許可法》的立法工作。學理上，行政許可涉及對自由權的限制，我們學者當時就提出“法律保留”原則：一項立法，若要限制公民的自由權，應當通過法律（而不是法規）。也就是說，把這份限制自由權的權力留給立法者，行政機關無權設限。
但根據事後付諸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不僅行政法規可以設定許可，國務院的決定、命令也可以設定臨時性的許可。“法律保留”原則被徹底放棄了。
誰對誰錯呢？不好說。如果按照“法律保留”原則，中國現有的行政許可，一半以上都是違法的。“法律保留”原則是否符合中國長期以來以行政為中心的社會現實？如果學理上一定要堅持，中國整個許可審批制度就要在一夜之間做出調整。這可行嗎？
所以，我雖然在學理上始終堅持“法律保留”原則；但法律最終沒有采納，我也很能理解。我仍然可以通過發表論文等學術途徑予以批評和呼籲，但論文與立法是兩回事，否則就是角色錯亂。
記者：法學學者在立法過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什麼？誰在主導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