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先生翻譯的第二個特點是“誠”。他對詩歌翻譯的愛，愛得很誠，誠到“痴”的狀態。大家知道，錢先生原來是學醫的，已經在一家大醫院工作了十幾年，他也很愛他的專業，而且已經初露鋒芒，小有成就，出版了幾本著作。但是，當他一旦受到詩歌翻譯的誘惑，跌入譯詩的懷抱，就像中了愛神丘比特的箭，如痴如醉，忘乎所以，不顧一切，再也不能自拔了，以致連飯碗也“去他娘”了！根據科學的說法，一個人一生當中，一般只開發出10%的智慧。能不能突破這10%的界限，開發出更多的潛能，就看你有沒有一股子傻勁：忘了擦汗，忘了饑渴，對各種誘惑都感到漠然，唯有對他的工作對象懷著不可抵禦的興趣，這興趣推動他爆發出攻克一切的能量和耐力。我認為，錢春綺先生就屬於這種人。想想看，“鐵飯碗”在我們國家是個至關重要的事情，因而是個很誘人的東西，尤其在計劃經濟時代。扔掉一個很像樣的“鐵飯碗”而自謀職業，這意味著你拿不到一分錢的工資，得不到醫療保險，失去了單位和集體對你的保護，這在那個年代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為，因而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因此錢先生當時在這點上的表現，也是一個傳奇。那麼，錢先生為什麼不要這個飯碗呢？醫療單位不尊重你的選擇，但憑你五六本譯作，在文藝界、出版界、新聞界另找一個飯碗，難道會有什麼困難嗎？估計不會有太大的困難。我想他之所以沒有這樣做，按我的猜想，大概一個是為了換取更多的時間，一個是為了求得平和的心境。因為在那個年代，有個單位，會有很多囉嗦事：經常要開會，要參加政治學習，要參加政治運動，要匯報思想，有點事還得請假等等。正像存在哲學家薩特說的：生活是“粘茲”的，是“令人惡心”的。現在回過頭去看，確實，這一切跟翻譯到底有多少相幹呢？因此，錢先生當時的斷然決定是明智的，不然我們今天就看不到他那麼多的譯作，說不定文革中他還少不了挨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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