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瑜：寫所謂歷史題材的故事實際上是關注當今的，現在我們的文壇毛病比較大，也包括我自己在內，隨著經濟的發育，一片金錢私欲之聲。作家更本質的東西便淡化了，作家跟民眾的關係徹底模糊了。我不想做精英，但我覺得精英意識並不應該反對，一個民族相對先進的一部分人的工作，會對這個民族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是應該重視的。在作家內部我們應該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是應該考慮的。
很多人從書里看到了不同的東西，比如有人看到思想史的變革，無政府主義曾經那麼流行，影響了很多人，巴金是其中的代表；有人還覺得這是對山西這塊土地的再認識，還有不回避革命的殘酷歷史等等。實事求是地抒寫歷史、反思歷史、關照歷史，是一個作家應盡的職責，而反思的正是當今的狀況。
記者：書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涉及一些對五四以來的思想變革所帶來的社會影響的思考，比如“家”的概念，青年趙黛莉在巴金《家》等作品的影響下，走出封建大家庭到社會與民眾中去，但是黛莉輾轉多處，卻始終也沒有走出“家”的網絡，而她最終的命運，也沒能得到自己完整的小家庭。其中頗為意味深長。
趙瑜：確實意味深長。我們國家封建帝國時期的基本的單元就是家，大到家族，小則家庭，構成了一個區域里的鄉村政治，這種鄉村政治最終構成了中央集權。這沒有什麼對和錯。五四以來的主流思想就是不破不立，推倒了重來。打破家庭走出去，是巴金那一代人迫切的革命理想。但是丟掉家庭會是什麼樣呢？
我著意反思這個問題，很多職業革命家庭里都親情淡薄，這不是刻意的，而是因為五四以來的革命傳統帶來的影響。我的父母都是黨的幹部，我們的家庭就是這樣。很多像我這樣家庭出來的人，都會有和父母有很多的隔膜和矛盾，甚至因為那種不是刻意的冷漠，而帶來痛苦的家庭關係的例子在作家中也不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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