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簡單地說，讀史是為了現實。周公以降，中華文明三千年不斷，今天發生的事情歷史上大都曾發生過。翻開歷史總是能夠找到經驗教訓，也能找到應對策略。這是一。第二，創新離不開傳統。馬克思說過，我們只能在既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所有的傳統，都會“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人們也只能“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借他們的名字、口號和衣服，來“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現在的“傳統文化熱”，便大體如此。很多人是希望今天的創新能夠有歷史的依據，也有少數人是想借屍還魂。
南方周末：那麼，我們能否像丸山真男等日本學者一樣，在傳統文化中尋找現代性的“內發性”元素？直白地說就是，假如中國原典中沒有明確論及“民主”，我們是否可以對原典進行邏輯推演，論證出“民主”來？用你的說法，這種方式叫“抽象繼承”？
易中天：我的主張是，對待文化傳統還是要“實事求是”，“是其是，非其非”。有些東西可是挖得出的，也有一些是挖不出的。就算挖得出，能挖多少，到什麼程度，也要實事求是。就說“民主”，它首先是一種觀念，即“主權在民，政權民授”。其次，是一種制度，也就是要有人民授權的必要程序和方式。第三，是一種文化，也就是要成為人民的生活方式。這樣的傳統，我們有嗎？也就最多有一丁點。比如《孟子.萬章上》就說，天子有天下，是“天予之，人予之”，也就是既“君權神授”，又“君權民授”，我稱之為“雙重授權”。民主的傳統挖到底，也就到此為止了。
南方周末：“法治”應該沒問題吧？
易中天：嚴格地說也挖不出來。法家的主張，與其稱之為“法治”，不如稱之為“律治”、“刑治”。人類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每個公民的基本權益不受到侵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應該是公民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自願達成的社會契約。中國古代連公民都沒有，只有“臣民”、“草民”，又哪有“公民約法”？也就只有“王法”。王法非法。我在《帝國的終結》一書中有一個小標題，就叫“非法之法”。我甚至認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既不是法治，也不是德治，是“禮治”，即等級制度。所以，我稱之為“非法之法，無德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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