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說真話的不多，阻撓採訪的不少” ——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官員
對方掏出價值1000元的購物券，試圖封口，這加重了日本記者鹽澤英一的懷疑，他暗訪了有問題的化工廠。半年後，當地負責的官員被處分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鄧媛發自北京 2003年6月，金邊，中國外交部部長李肇星正在這裡參加東盟系列會議。
“請問，我們可以採訪李外長嗎？我們是專門為他飛到柬埔寨的。”說話的是4家日本媒體的記者。他們將申請遞交到中方工作人員手中，露出懇切的面色。
沒過多久，李肇星走出會場後並沒有回飯店房間，“他在飯店大廳的沙發處特意為我們安排了專訪。”7年後，談起當時的場景，日本共同社駐華記者鹽澤英一依舊對此充滿感激。
李肇星是鹽澤英一印象最好的中國官員之一，“他很坦率，有問必答。”接著，鹽澤話鋒一轉，“但現在，似乎敢說話的中國官員越來越少了。”
中國官員難開口
最直觀的感觸來自於採訪門檻之高。
在華報道近10年，鹽澤和他的同事們除了與中國外交部的官員稍微“熱絡”外，很少能得到採訪中央官員的機會。他曾向環保部發出過好幾封採訪函，但後來只等到了一封“非正面”回覆。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鹽澤一共申請採訪20位政協委員，最後只有3位委員給了他答覆。不過，接受採訪的委員名單中，包括解放軍少將羅援，這足以讓他對自己的兩會報道“比較滿意”。“要知道，只有在兩會這樣的場合我才能採訪到他。”鹽澤有些興奮地說。
他把採訪官員的成功幾率歸結為採訪平台的大小。另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去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時，中國代表團特別為媒體成立了新聞中心，以統籌國內外各種採訪和新聞發布工作。這與當時只對本國媒體舉辦吹風會的日本相比，“做得更好、更開放”。
但這種舉動並非常態。更多的國際會議上，外國記者們發現，國內“安靜”的中國官員在國外也經常選擇“鴉雀無聲”。一位西方記者抱怨道，在報道中美貿易糾紛等涉華事件時，他們可以很容易地採訪到美國大使或代表，至少他們的新聞發言人會針對某一事件發表評論。但要拿到中方意見卻不容易。另一名法國記者則說：“我也願意報道中國的觀點和看法，但電話打到中國的使領館時，往往沒有下文。一般中國官員都不接受採訪。”
1000元購物券“封口費”
所以，鹽澤在進行中國報道時一般採取兩種方案：如果官員不肯表態，就從老百姓入手。而往往，他這麼做時就和不少地方官員“擦肩而過”。
2007年，鹽澤注意到江蘇省某市一家化工廠出現環境污染問題。當他給市政府打電話詢問時，有官員自信地表示：“我們沒有污染問題，你不值得來這採訪。”此外，還建議他去其他地方進行調查報道。
鹽澤半信半疑地放下了電話，但沒過幾天，該市負責宣傳工作的幹部親自到訪共同社駐京辦公室。為了達到說服日本記者不去採訪的目的，這名官員甚至掏出價值1000元的購物券，塞到共同社的中國秘書手上，試圖拉攏秘書一起做工作。
這反而加重了鹽澤的懷疑，他暗訪了有問題的化工廠並完成了寫作。之後，這篇日文報道因被中國媒體轉載而引發國內關注。後來，鹽澤了解到，當地負責的官員在半年後已被處分。
“我算是幸運的。”鹽澤說：“我很少在採訪時與舉止蠻橫的官員面對面，而且日本記者算是比較‘聽話’的類型。”鹽澤口中“不聽話”的代表，主要是指一些敢於和地方官爭吵的美國、英國記者。
美聯環球電視記者胡大衛算是其中一位。2008年10月17日，中國國務院頒布第537號國務院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諸多奧運期間為外媒提供的“臨時便利”都得以常規化。從此，第537號令也成了胡大衛的“擋箭牌”。在採訪受阻時，他常常扛著攝像機就喊：“憑什麼不讓我們進行採訪！溫家寶總理都說過的，我們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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