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員“學會對話”，需要時間
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而是在觀念上，主要表現為對媒體始終是防範的、消極的、被動的，不懂得用現代的方式善待媒體和運用媒體
如果我給我們的官員整體應對媒體的能力打分，恐怕只能打出60分——及格線附近。因為從總體上看，眾多中國官員面對媒體時仍以排斥、防範的心理居多。
我曾經對一些官員進行過公關培訓，當時一提到媒體，他們都流露出較為厭惡的表情。當然，我可以理解的是，因為他們沒有接受過如何與媒體相處的訓練，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行政制度本身也不支持他們面對媒體來表達。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看起來我們國家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要求增強信息透明度，但現狀仍然是“說，負責任；不說，不負責任”這樣一種不對稱的責任體制。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自身素質所及，還是制度要求所限，對中國官員而言，“不發言”、“少發言”可能會更合適。此外，他們正處於一個公民意識日漸增強、媒體輿論日漸活躍的社會環境中，在重壓之下，他們更不願意和媒體、公眾加深信息分享了。
目前，網絡上傳播著一些所謂“雷人”的官員語錄，其實它們正是某些官員不適應現階段信息共享程度的一種表現，而這些語錄，也不能代表官員的整體面貌和狀態。
從我個人了解的情況看，中國官員們還是在試圖改變自己，增強自己應對媒體能力的。比如，各級政府現在很重視培訓工作，很重視網絡輿情，還很在意能在媒體上把自己的形象表現得更鮮明一些，把自己的觀點表現得更委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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