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省某些縣市，縣委書記和政府宣傳部對網絡媒體的開放程度正在做一些制度性的嘗試。例如用網絡讓老百姓做一些評選工作，挑選最受歡迎和最不受歡迎的官員講話。這些嘗試，多多少少開始讓中國官員面對和接受社會的改變，逐漸熟悉在一個改變的環境中執政和管理。總體上看，中央官員適應環境的能力要略強於地方官員，因為無論從眼界、視野，還是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方面，都存在差異。
而與國外官員相比，我認為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後者可以通過淺層次的培訓獲得。差距主要在觀念方面，我們的官員對媒體始終是防範的、消極的、被動的，不懂得用現代的方式善待媒體和運用媒體。要不然就是“把它管住”，要不然就是“隨它而去”。但是如何主動地運用傳播規律、傳播技能來與媒體互動呢？只怕這時就會有警戒的聲音響起：言多必失。
但現在，“少說話”“不說話”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態勢了。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做的輿情監測中，有一點比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識在覺醒，而覺醒速度要快於基層官員的執政能力提升和改變的狀態。所以，基層官民的對立就比以往任何時期都突出。
我主張要讓中國官員都“學會對話”，除了體制改革，還要有培訓的輔助。但與媒體期待相比，改變現狀的速度會有一個差異問題。不過，隨著今後年輕幹部走上崗位，速度問題可能會得到改善。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制度的改革和轉變至少需要5年、10年時間。所以，中國官員的能力要想符合媒體期待，沒有5年、10年也很難做到。因此，我認為社會需要有耐心，而我們的官員要有緊迫感，行政體制的改革需要有緊迫感。可能現在的差距大家還能接受，但若等到價值觀完全衝突時，社會危機便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衝撞出來，那就為時晚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