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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繼愈 |
中評社北京5月9日電／今年的4月15日，是任繼愈先生誕辰94周年。任先生去年7月逝世後，已經有諸多文章緬懷他為中國哲學與傳統文化整理作出的貢獻，但是還少有文章談他為中國圖書館事業所做的工作。
光明日報報道，任繼愈先生1987年被國務院任命為北京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館長，2005年辭去館長職務，任名譽館長，直至去世，在國家圖書館擔任領導職務20餘年。他不僅是著名的哲學家、宗教學家、教育家，還是圖書館界最受敬仰的領導者，是圖書館界的一棵參天大樹。任先生在20餘年的工作實踐中，形成了個人對於國家圖書館的成熟認識，並以此來領導國家圖書館的發展，為國家圖書館乃至全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寶庫
國家圖書館的定位，一直是圖書館界關注的重點。作為館長，此一問題是任老一直思考的重要問題。他認為，國家圖書館作為國家級的圖書館，代表著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水平，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在任老任職之初接受媒體採訪時，他多次談到對當時的北京圖書館的認識。1987年10月8日的《中國新聞》發表了記者對任老的訪談，任老說：北圖作為國家級的圖書館，代表著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水平。建設現代化的中國，把文化知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北圖的地位和作用尤為重要。這樣的話，在當年的《中國文化報》12月7日的訪談中，也講過。1999年在建館80周年時，記者採訪任老，任老說：“北京圖書館作為我國唯一的國家級圖書館，其職能與一般圖書館有很大不同。”他主要講了三個功能：一、國家總書庫的職能。即接受本國出版物的繳送，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出版物，編寫國家總書目。二、為黨政軍中央領導機關和國家重點科研和建設項目服務。三、還肩負著公共圖書館的重擔。這樣的思想，就形成了國家圖書館現在的職能地位。2006年任老在全館員工大會上即席講話時又說：“國家圖書館的名稱叫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兩個字，說明我們的地位是代表中國國家水平的文化機構。”2009年5月，也就是任老去世前不到一個半月，《中國圖書館學報》專訪任老，他對國家圖書館的認識，比以往更深刻：“圖書館是一個國家文明的重要載體之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記憶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發展軌跡，是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寶庫。”上升到了民族文明記憶和世界文明寶庫的高度。我和任老在一起時也經常探討這個問題。2009年6月9日，我在去深圳學習前，到醫院去看任先生。此時的任先生精力已經明顯不濟，但是他還是拉著我的手，講起了梁啟超。他說，梁啟超是進化論者，魯迅是革命論者。梁啟超做館長時，魯迅說他學貫中西，但是於西學差了些，於是請來了李四光，微含譏諷之意。但是梁啟超對國家圖書館是有貢獻的。梁啟超說京師圖書館是貴族館，要為上層服務，同時又要為公眾開放。這樣實際上是明確了國家館的定位。可見直到逝世，任先生還在思考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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