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任先生有他個人的深刻思考，在2009年接受《中國圖書館學報》專訪時，任老講：“圖書館是一個長壽的機構，即使國家消亡了，政府沒有了，但圖書館會存在。方式可以不一樣。因為知識總是有的，求知總是有的。”他對圖書館未來的樂觀判斷，建立在人類對知識的永遠需求之上，他認為，圖書館的產生與存在與個體人對知識的需求以及身心的自我完善有關。人只要存在，就必然面臨知識的需求和個人的自我完善，因而圖書館也就會永遠存在下去，這比那些技術主義者哀感有一天圖書館會消失，看得更為深遠。
圖書館消亡論者立論的基礎是人類對信息的需求和獲取，只要有比圖書館更為先進的獲取途徑和手段，就必然會取而代之。這種理論的致命弱點是技術至上，把技術看作圖書館存亡的關鍵。在當代，技術的確越來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技術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工具和手段，它確實對事物的性質乃至存亡都產生重要的影響，甚至就是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就圖書館而言，如任先生所說，圖書館的產生和存在乃至發展都與人類的知識需要、知識積累相關，知識的獲取和知識的積累就其途徑而言是多種多樣的，以現代信息技術所創造的信息檢索機構固無不可，但是，無論其未來如何發展與強大，從文獻獲得的角度看，數字圖書館和各種各樣的信息檢索機構或者有一天會取代紙本的文獻，而從知識的獲得和積累來說，這種非接觸性的或曰虛擬的獲取和積累途徑都只能是其一，而非唯一。人類接觸性的知識獲取和積累，或者更直接說人與人面對面的知識交流，有非接觸的交流所不能得到的知識信息。而物理的圖書館，恰恰是人類直接交流知識、獲得知識的重要場所。
任先生的理論還告訴我們，圖書館作為教育機構，其功能和目的不再簡單地局限於信息或者文獻的提供，也就是說信息和文獻的提供在育人的目的下，由過去的目的變成了手段。這是對圖書館功能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一個是著眼於人的信息獲取，一個是著眼於人的教育，都沒有離開人，但是差別甚大。教育論是以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圖書館的工作宗旨，而信息獲取論則很明顯只滿足了人的單方面需要，看到的僅僅是圖書館功能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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