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的定位，本來不成其為問題。在國外，國家館的地位和作用早有定論。但是在我國，由於圖書館事業的不發達，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公共圖書館事業受到很大衝擊，新時期以來，發展也較為緩慢。因為這樣一些原因，一段時期以來，國家館所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不斷得到強化、延伸，而它的總書庫以及保存保護中華文化的職責卻並未引起社會尤其是政府的高度重視，它的為政府和社會組織提供參考咨詢的作用，也缺少有效的利用。而它為普通讀者提供的服務也與公共圖書館沒有什麼兩樣。公眾對國家圖書館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則大部分是浮在表面，這也影響到了國家圖書館的發展，以及它應有作用的發揮。因此，任老從任館長之初到其晚年，都在強調和宣傳國家館的地位和作用，把它作為辦館的指導思想之一，希望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關注。
為了突出國家館的特殊功能與作用，任老高瞻遠矚，做了大量工作，有效提高了國家館的地位與作用。
基於任老對國圖是國家總書庫、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記憶的認識，他十分重視民族文獻的收藏和保護，並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進行呼籲和宣傳。2001年8月2日在名家手稿珍藏展上，他誠懇希望喚醒公眾保護名家手稿、保護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的意識，期望社會各界繼續慷慨捐贈名家手稿。他還下令加強對巴金28件圓珠筆手稿的保護，製作木箱，用無酸紙逐頁分開保藏，並親自查驗，直到滿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各種拍賣公司開始拍賣來自流失到海外和民間的善本古籍。1995年，中國嘉德公司在北京拍賣宋周必大刻《文苑英華》，以143萬元為海外人士所得。1999年，北京拍賣南宋杭州官刻本《春秋經傳》，北京市文物公司墊付308萬元巨款，方使該書未流失海外。2000年4月，流失海外半個世紀的翁氏藏書80種（其中宋本11種），與國圖聯繫，欲賣給國圖，與國圖原所收藏的翁氏家藏善本合為完璧，但就在國圖報告申請國家撥款時，書為上海搶先購得。雖然避免了再次流失海外，卻使翁氏藏書身首異地，造成讀者閱讀的不便。對於這樣的事情，任老心急如焚，2001年，他寫信給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申請為國圖設立特別機動金，以便及時購買由境外流入的國寶級圖書。信中說：“早在1955年和1965年，周恩來總理在國家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曾兩次特批，分別撥出80萬元港幣和25萬元人民幣，從香港收回陳澄中舊藏中國古籍善本102種，藏入我館，挽救了這批善本流失海外的命運。據我國有關部門不完全統計，在全球47個國家的200個博物館中，中國各種文物不下百萬件……若加上散落民間的則更多，而且都是精品。”“今天綜合國力日漸強盛，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在適宜時機參加競拍或買斷，將流失國寶收歸國有，其中包括善本圖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