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圖書館教育功能的理論並不是任先生最早提出的，早在他之前，此種理論就已經存在。杜威就把圖書館說成是“人民的大學”。即使是現在西方的圖書館理論也並不是完全把教育功能與知識的自由獲取截然對立起來。國際圖聯1999年發表了《圖書館的知識自由聲明》，2002年發表了《格拉斯哥宣言》《國際圖聯因特網聲明》《圖書館可持續發展聲明》，強調了任何人自由平等獲得圖書館服務的權利，“維護獲取知識的自由是全世界圖書館和信息服務機構的主要職責”，但是也指出：“因特網除了許多有價值的、合理的資源外，還有些不正確的、誤導人的、令人生厭的信息”，“圖書館和信息服務機構應該鼓勵公眾獲取優質信息”。這實際上就承認了圖書館和信息機構在為公眾服務方面所面臨的價值選擇，說明圖書館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價值判斷的客觀實體。聲明同時也闡述了圖書館的教育職能：“圖書館和信息服務機構支持所有人的終身學習、獨立決策和文化發展。並通過豐富的館藏和各種媒介，為讀者提供指導和學習機會。圖書館和信息服務機構幫助人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社會技能，這些均是信息社會必不可少的。圖書館還需要加強對公眾閱讀習慣、信息素養的培養，並開展培訓活動。”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在西方知識自由的理念下，許多年來，圖書館的教育功能說被淡化了、邊緣化了。奇怪的是中國的圖書館界也有盲從者。在這樣國內外大的理論環境下，任先生強調圖書館的教育功能的理論也就有它特殊的糾偏意義。
與那些視圖書館為單純的信息提供機構的認識相比，任先生的認識也為圖書館的服務拓寬了視野，開辟了更大的範圍。自任先生擔任國家圖書館領導以後，國家圖書館在為讀者服務方面，不斷拓展服務範圍、深化服務內涵，開創了圖書館工作的新局面。2001年，任先生積極倡導並開創了“文津講壇”，首場講座就由他來主持，此後任先生每年都要登壇開講，先後主講7次。不僅如此，他還親自規劃講座的選題，邀請名家，而且經常到講壇聽講。到2010年元旦，“文津講壇”已經舉辦了500期，成為北京乃至全國知名的講壇。在此基礎上，國家圖書館還開辦了文津讀書沙龍、文津圖書獎、藝術家論壇、企業家論壇、教育家論壇、世界圖書館館長論壇等諸多講座與讀書活動，每年還舉辦不同類型的展覽。現在，城市圖書館舉辦的講座、展覽已經成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上也證明了圖書館教育功能論的正確以及對於圖書館發展的重要意義。
任繼愈先生在圖書館工作23年，為圖書館界留下了一筆豐厚的理論與實踐遺產，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繼承，從而不斷推進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