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報：您從研究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轉向發現東方，您能否詳細談一下這個轉向的契機？
王岳川：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研究西方的，後現代，認為我是轉向，我不這樣認為。因為有一個前提是，後現代是批判西方現代性的，我最早開始研究後現代主義，是帶著一種為中華文化留出話語權力的目的。後現代主義是從思維論層面批評現代性的，後殖民主義是從政治制度去談西方的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權力話語。後現代主義是從思維上讓中心、霸權變得不可能，後殖民主義是從政治上讓中心、霸權變得不可能。這就成為我轉向東方研究的第一步，批評西方的思維論和價值論；第二步是政治論和地域論；第三步當然就是發現東方文化精神、東方藝術精神、東方文化身份等。
出版了《發現東方》後，我下一本即將出版的書叫《文化戰略》。中國現在有經濟戰略，有軍事、政治戰略，但是沒有文化戰略。我認為文化戰略非常重要，因為最終是文化定輸贏。撒切爾夫人曾經說過一句話，中國是一個無需重視的大國，它只生產洗衣機和冰箱，不生產思想。我們必須正視這類說法，加強文化戰略的建立。真正的學者不能做文化的奴婢，不能仰仗老外的鼻息，要像中國古代文人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並“憂道不憂貧”。
讀書報：您曾經提到過國學與西學的結合首先要進行跨學科、跨文化研究，在您看來，如今國學和西學結合有哪些新的生長點？
王岳川：我從北大讀研期間開始研究現象學，其後從現象學走向解釋學。現象學強調要回到事情本身，就是把那些虛假的歷史信息、錯誤的慣性思維都排除開。解釋學就是回到意義本身。我又從解釋學進入解構主義，從解構主義進入後現代主義，從後現代主義又進入後殖民主義，從後殖民主義又進入東方學，我又提出“後東方主義”。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基本指的是中東、近東，中國所在的遠東被邊緣化了，所以我在西學方面走向了第三個階段———發現東方，強調大國學、國際國學。我有一種時間的緊迫感。五十以前西學的功課，向西方學習的階段結束了，我將重新去發掘中國的問題。下一步我正在寫四卷本的書：《中國哲思精神》、《中國文化精神》、《中國美學精神》、《中國藝術精神》。現在已經完成了將近三本。我相信會有些新意，會闡釋一些中西方很有意思的對話。
我通過西方解釋框架來重新評價中國文化精神。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際和平。中國文化形象長期以來被妖魔化：“黃禍”、“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此起彼伏。在文化冷戰模式中，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崛起加以遏制。中國三和文明應該成為西方三爭文明的重要補充和文化協調，在堅持“以我為主、東西互動、和而不同”的文化戰略中，東方文化精神中的東方思維多層與多元性———綠色和諧、辯證思維、綜合模糊、差異和同思想，對西方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文化無疑具有糾偏和啟示之功能。當前西方文化的特征在於“三爭文化”和“三片文明”，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群體之間的鬥爭，國際之間的戰爭，而“大片、薯片、芯片”則在世界廣泛播撒，在帶來便捷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和危機。人類面臨著十字路口，茫然無措，因此講求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際和平的中國“三和文明”不應被邊緣化。世界應學會了解中國，理解中國，欣賞中國，使中國的“三和文明”與西方的“三爭文明”互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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