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書法借助紙質載體傳承千年以上，本身就構成奇跡。與石、銅等載體相比，紙質載體的存留畢竟困難得多。乾隆於《快雪時晴帖》卷首題詩五首，其中一首為：“錦囊樂毅久成煙，老子西升只廓填。獨有山陰候逘士，尚攜海水歷桑田。”歷經千載風雨滄桑、改朝換代，歷史記載中的許多人和事已無存留下來的實物作證，有物質作載體的文化遺產便格外珍貴。
乾隆的另一首題詩為：“賺得蘭亭蕭翼能，無過玉匣作昭陵。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脈而今見古朋。”據史書記載，唐太宗李世民遺囑以玉匣置放王羲之《蘭亭序》真跡，陪葬昭陵。乾隆慶幸《快雪時晴帖》未遭同樣命運，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他得到的《快雪帖》很有可能與傳世的《蘭亭序》同為摹本。“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脈而今見古朋”的慶幸竟使乾隆暫時放下帝王的威權，而將自己定位於“一脈而今”的文化鏈的續接者和傳承者。
由帖及題跋款識、收藏印章共同構成了承載歷史信息的文化鏈，生動顯示著中國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傳承方式，凝結著民族的歷史記憶
握有至高權力的皇帝畢竟不同於普通的收藏者。乾隆極為喜愛《快雪時晴帖》，將其列為“三希”之首，數十年間數十次寫下題跋、題詩，還命臣子題字、作畫，於是該帖又多了“臣”某某、“臣”某某的“敬跋”、“敬書”、“敬識”。《快雪時晴帖》的盛名與皇權相聯繫，它的價值得到提升，其珍貴性也因此被盲目確認。1924年，溥儀被驅趕出故宮時，竟在無數珍寶中選擇《快雪時晴帖》夾進隨身行李試圖帶走，被守門士兵搜出。此帖被清室善後委員會當作頭號“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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