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阮元嘉慶二十二年(1817)任兩廣總督，他繼在杭州創建詁經精舍之後，於道光五年(1825)在廣州城北越秀山創辦學海堂，這是晚清又一個以專重經史訓詁為宗旨的書院，對廣東學術有開創之功。學海堂只設學長，不設山長，因為山長不能多設。他選定8位通古博今的學者擔任學海堂學長，他說：“此堂專勉實學，必須八位學長各用所長，協力啟導，庶望人才日起。”陳澧入學海堂之前，就與學海堂學長曾釗、吳蘭修等人有交往，入學海堂後，他更是勤勉學習，深得其弘揚漢學的精髓，並堅持漢宋並舉，從而更加有力地推動了廣東漢學研究。道光二十年十月，陳澧被聘為學海堂學長，並居此位達27年之久，以至桃李遍地，蔚為東塾學派，從而達到了阮元冀望“人才日起”的目的。陳澧對阮元十分崇敬，他於1841、1844年先後兩次在揚州拜見阮元，並請其為“憶江南館”題匾。
放棄科考正途專攻學術
那個年代，科考幾乎是學子晉升的唯一出路。陳澧14歲開始走上漫長的科考道路，於道光三年首應童子試。道光六年考取縣學生員，第二年恩科第一，時與順德縣盧同伯、南海縣桂文耀、同邑楊榮緒有“四俊”之稱。道光十一年舉優行貢生，十二年中舉人。
陳澧很想通過科舉考試實現經邦治國理想，他稱自己“處則師陶(淵明)，出則師陸(贄)”，但不幸的是，自道光十三年至鹹豐二年(1833～1852)，他先後7次進京參加會試，均名落孫山，前後歷時19年之久。
雖然7次應會試都以落第而歸，但陳澧還是有兩次出仕的機會。清乾隆以後定制，三科以上會試不中的舉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縣用，二等的以教職用。道光二十四年第五次落榜後，陳澧被選授河源縣訓導，他赴任僅兩個月便請病假回家；鹹豐六年第七次會試落榜後，他又被揀知縣到班。但正是這個時候，他徹底放棄了出仕的念頭。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讀書三十年頗有所得，見時事之日非，感憤無聊，既不能出，則將竭其愚才，以著一書，或可有益於世。惟政治得失未嘗身歷其事，不欲為空論，至於學術衰壞關係人心風俗，則粗知之矣，筆之於書，名曰《學思錄》。”
陳澧還在信中感慨：“然天之生才使之出而仕，用也；使之隱而著述，亦用也。”他在關鍵時刻終於參透了社會，認清了自己，他放棄仕途，潛而著述，是嶺南文化的一大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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