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海國圖志》問世不久，陳澧即作《書〈海國圖志〉後呈張南山先生》，指呈其得失，與張維屏共同探討。學者朱維錚認為：陳澧“是嶺南學者中最早對林則徐外交政策持批評態度的，也是最早對魏源《海國圖志》進行可行性研究的”。他認為魏源著作中“最可議者莫如《議攻》篇‘以夷攻夷’之說也”，指出這種策略建立在對夷情不明基礎上，實行起來有害無益。
道光二十七年(1847)魏源來粵，陳澧與其相晤，詳加探討。陳澧曾回憶：“後數年，魏君來粵。餘以此書所說質之。魏君大悅，遂定交焉，並屢改《海國圖志》之書。其虛心受言，殊不可及也！”
陳澧雖然視鐘表、呢絨、鼻煙等為禍國殃民的“奇巧玩物”，但他總體上並不排斥西方的科技，並不反對中國人出使西洋，學習西方文化，他還固執地認為西方文化源於中國。我們今天看來，陳澧的一些觀點自相矛盾，滑稽可笑，但在當時他已算開明一派。
同治四年(1865)，陳澧應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郭鬆燾之聘，與學生趙嬰齊測繪廣東省全圖。他們搜集大量資料和數據，繪制成《廣東圖》20卷及資料詳盡的《廣東圖說》90卷，這對了解省情、研究地域文化頗有益處。
（文章來源: 深圳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