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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陽殷墟小屯南地“易卦”卜甲 |
中評社北京8月14日電／光明日報刊載洛陽理工學院董延壽、史善剛的文章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千百年來，人們在論及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號時，總是離不開河圖洛書。然而，河圖洛書的原始形態是怎樣的，經歷了哪些演變與改造，為什麼發生這些變化，卻是眾說紛紜，撲朔迷離。河圖洛書的源流與嬗變，遂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訟而不決的一樁公案。概而言之，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原是一種應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改造，“河圖洛書”遂演變成“龍馬負圖，神龜貢書”的神話般的傳說故事及圖讖之說，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
祥瑞之兆：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說
先秦時代，《尚書》、《論語》、《易傳》、《墨子》和《管子》等經典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尚書.顧命》中提及“河圖”時說：“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這句話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是說，陳列在東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對於“河圖”，鄭玄說是“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據此可知，《顧命》篇中的河圖是一種金石之類的國寶，作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並無後世所謂“龍圖出河”之義；《尚書》中，被後人傳為與洛書有關的記載是《洪範》篇。然而據考證，《洪範》篇的產生是在周武王伐紂勝利之後，箕子向武王詳細闡述洪範九疇，即治國的九種大法，亦與“神龜出洛”之說不同。可見，《尚書》中所記載的“河圖”與“九疇”，與後人所理解的“河圖”與“洛書”有很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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