讖緯之學達到高峰期，當在漢光武帝即位之後。光武帝劉秀是把河圖洛書作為做皇帝的天命根據的第一人。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劉秀封禪，劉秀未允。兩年之後，他在齋戒時讀到《河圖會昌符》中的“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令梁鬆等人重新根據“河圖洛書”，向他說明有關封禪問題。梁鬆等查到了三十六條根據，奏請光武帝封禪。於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劉秀登臨泰山，舉行封禪儀式並刻石以記之。作為東漢開國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對於應運而起的圖讖進行編纂修定，另一方面又親臨泰山搞封禪活動，宣揚皇權神授，這些做法使得河圖洛書日益正統化和神聖化。如《後漢書.張衡傳》所雲：“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兼附以妖言。”此後，明帝、章帝等沿襲其風，大搞圖讖，河圖洛書對當時儒學和整個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鬆之注引，當時群臣向曹丕上勸進表時，亦紛紛援引《河圖洛書》，如太史丞許芝表稱：“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且《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為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接著，相國華歆、太尉賈詡、禦史大夫王郎等又奏稱：“《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於天時，民言協於天叙。”後來此三人又率九卿上表雲：“伏惟群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正是從河圖洛書中尋找到如此充足的依據，於是曹丕順水推舟，擇日告天，從漢獻帝手中接過了禪位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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