讖緯之風盛行不僅使河圖、洛書成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而且更被作為政權正統的象徵所在。剛上台的帝王，總想利用河圖洛書中的讖緯迷信思想，來尋找他該做皇帝的理論根據。龍馬負《圖》出於河、玄龜背《書》出於洛，是讖緯文獻中出現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話和祀典。因此，讖緯中的河圖洛書為數頗多，如《河圖會昌符》、《河圖合古篇》、《雒書甄曜度》等，據日本學者安居香山等統計，河圖類緯書有43種，洛書類緯書有18種。其內容多就先秦時代有關河圖洛書的只言片語，進行發揮甚至無限引申，穿鑿附會，不僅有所謂龍馬、神龜，且情節生動離奇，涉及伏羲、黃帝、唐堯、虞舜、周文王、秦始皇、漢高祖等帝王和先賢。這些神話和傳說的流行從各地留下了數量眾多的所謂負圖寺、龍馬廟等遺跡、遺址中可見一斑。
總之，河圖洛書作為一種祥瑞義蘊，龍馬也好，神龜也好，鳳鳥也好，地黃（神馬名）也好，皆為吉祥之義（物）。正是由於兩漢儒士迎合政局更替和時代需要，對其進行改造和推演，才逐步衍生出龍馬負圖和神龜貢書等具體內容，並作為中國古代經典文獻中的《易經》和《尚書.洪範》的重要來源。這種變化造成河圖洛書的神話色彩和正統意味日濃，並且開了後世河圖洛書不斷嬗變的源頭。至宋代，河圖洛書出現了又一次大的改變。北宋的陳摶、劉牧、王安石、蘇軾，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圖十書九”等圖式來解釋《周易》的原理，出現了各種圖式和圖說，後人稱之為圖書學派。而北宋的歐陽修、程頤，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則主張疑古辨偽，求真信實，認為自漢至宋的所謂河圖洛書皆為附會之作，不足為憑，後人稱之為反圖學派。雙方針鋒相對，對河圖洛書的具體內涵、地位等爭論不休，對理學、易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