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48年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以來，這種國際體系的變化幾乎都是通過戰爭的方式改變，而建立起的國際秩序也是戰勝國的“分贓”結果，戰勝國絕對主導，戰敗國或弱國基本沒有發言權。隨著一種新的國際秩序的建立，當新興大國或是戰敗國重新崛起時，又積極謀求國際秩序的改變，這種對國際秩序的衝撞必然引起主導者和謀求改變者之間衝突，絕大部分以戰爭的形式表現出來。
當前的國際秩序的調整和規則的改變雖然也充滿了不滿和衝突，但可以實現“和平式權力轉移”[3]。首先，這種國際秩序的調整是漸進式的，主要表現為美國的主導地位仍然存在，而且並沒有出現單個國家對美國的這種實力形成巨大挑戰，新興國家近些年來表現矚目，但相對而言實力有限。與此同時，新興國家又對美國主導下的秩序造成衝擊，美國要想維護這種秩序的持續穩定不得不釋放一定的好處，新興國家也不會自不量力冒巨大風險挑戰美國的主導。其次，這種秩序目前仍得到大多數國家的認可，冷戰後時代這種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繼續發揮作用，除了沒有出現權力的挑戰者外，還在於這種秩序雖有“千不好萬不好”，但對多數國家而言能夠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再次，當前國家之間的相互合作、依賴和制約程度不斷加深，而通過相互妥協，能夠實現大國之間對利益的再分配。戰爭作為利益分配的工具在當前的環境下大國之間發生的可能性降低，戰爭成本的昂貴和手段的趨同以及大國之間的深入交換都是戰爭作為利益再分配的手段不是一種最佳選擇。妥協不再是一種軟弱的表現而是大國鬥爭結果的常態，非零和博弈正在取代零和博弈。多個國家打破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乃至文化的分歧基於某種共同的立場結盟也改變了以往國際政治鬥爭的形式。無論是“金磚四國”還是“基礎四國”，這種跨越地域、制度和文化得聯盟都讓“G8”等傳統的西方聯盟失去光澤。
在涉及到收益時，也不可避免地要求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中美兩國在國際秩序和規則方面存在著衝突，那麼，作為既得國際秩序下利益的受益者，也必須為這個秩序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這就體現為當前國際秩序衝突的另一面，即負責任。這主要表現在中美兩國對負責任的界定存在衝突，圍繞著對誰負責任和負多少責任這兩個問題，二者有著不同的解讀。
無論是甚囂塵上的“霸權穩定論”、“民主和評論”還是“世界新秩序”，在維護世界和平以及促進人的發展方面，不能否認美國對國際秩序和規則的積極一面，那就是為了維護這個秩序的穩定和規則的正常運行所做出的“人道主義援助”，雖然它有不人道和利己的一面。在核裁軍問題上，美國作為頭號核軍備大國，只有他的積極號召和行動才能推動核裁進程。美蘇消減戰略核武器協議以及近期召開的核不擴散峰會，拋開這種“陰謀”的意圖去看，他的積極作用對被核武器包圍的中國來說，應該肯定。
而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權重越來越大，在享受這個秩序帶來好處的同時，也要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這不僅表現在中國作為大國的責任，還在於越來越多的全球性議程和地區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全球治理和地區和平都需要利益攸關方合作。中國對自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和對一些本該承擔的責任而不承擔的規避，使外界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呼聲越來越高，如果一味採取自利性的措施，對中國的崛起和國際秩序的運轉是不利的。在氣候問題上，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兩個國家，需要積極採取措施；伊核問題朝核問題上，離開任何一方都無法推進；在打擊恐怖主義、促進經濟發展議題上，同樣需要二者的深度合作；在其他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上，中美的利益共振點也同樣存在。中國在一些議題上積極回應，履行大國義務的做法正在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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